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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热门赛事 2024-02-04 87浏览 0

  习近平关于办好北京2022冬奥会重要论述研究

  北京2022冬奥会是中国在重要历史节点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又一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其让北京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以“双奥之城”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史册,可谓中国给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又一贡献。党和国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强力部署北京2022冬奥申办和办赛、参赛等工作,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北京冬奥组委精益求精办赛工作的首要目标。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对于新发展阶段开启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盛会庄严承诺”的理论来源

  1.1 诚信治国、担当负责的思想之源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指出,“中国将全面兑现在申办北京冬奥会过程中的每一项承诺,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代表时指示“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扎实工作,步步为营,要拿竞技奖牌,也要拿精神奖牌、廉洁奖牌,兑现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2021年1月,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5月,习近平主席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时,再次表示“中方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成功举行充满信心,愿同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一道,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为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2022年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考察北京2022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再次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意义重大,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契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时,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其可以发挥凝聚民族精神、凝聚亿万民心的力量,开启新的圆梦旅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会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是展示中国在推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大国责任担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积累和结晶,这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会重要论述的思想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历史理念、文化根源与时代价值等方面阐述了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就推进新时代国家的诚信文化建设进行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社会诚信建设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诚信治国、诚信为人、诚信文化建设,不仅是求真思维、实事求是,努力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思维方式,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承诺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沃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诚信观,践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合,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小康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规律,以人民至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信念。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给重大国际赛事的举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此种情形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举办的承诺从体育层面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诚信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发展取向,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的诚信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标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信守诺的大国形象,也为奥林匹克文化注入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精神的文化内涵。

  1.2 交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国际现代体育发展的理念之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北京冬奥办奥理念,要求持续稳步推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组织筹办,是新发展理念在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有助于向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四大北京冬奥办奥理念彰显了协调统一与融合共建的发展观,是新型治国理政经验在体育发展中的体现,凸显了将体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相连的价值观。综观现实,北京2022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理念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国际现代体育发展理念,是推动北京冬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人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由此,把筹办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切实有助于推动体育发展与环境治理、地方发展、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等相融互促,从生态学视角关注冬奥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冰雪运动、冰雪产业、冰雪旅游发展壮大,推动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北京冬奥以“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目标,同时是推动我国文体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让体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服务大国特色外交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共享办奥冶“开放办奥冶理念,意在充分借鉴他国办赛经验,凸显国内外共享奥林匹克精神成果,推动东西文明交融,展示中国良好形象。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为“一起向未来!”也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凝结了全世界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和对美好世界的期盼,表达了中国与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的核心价值和愿景,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尤其是展现了人类在面对新冠疫情困境时的坚强姿态。唯有坚强面对,开拓创新才能共享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及的“廉洁办奥”强调坚持勤俭节约、杜绝腐败、提高效率,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是践行公平与效率优先的社会发展规则在冬奥筹办中的运用,秉承了中华民族忠厚、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现了让冬奥会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的理想。北京冬奥会在筹办过程中,特别重视和强调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财务审计等,积极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确保了“节俭奥运、廉洁奥运、阳光奥运”,贡献了冬奥会“中国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盛会庄严承诺”的问题指向

  2.1 破解冰雪运动项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与欧美冰雪运动强国相比,我国的冰雪运动无论在普及程度、竞技能力、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在冰雪自然资源、文化建设、场馆经验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谈到“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一些项目上长期保持优势,增光添彩,在冰雪等一些项目上取得了突破,可喜可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上,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我坚信,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全国冬季项目备战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动员会”,并颁布了有关促进冬季项目后备人才、项目布局及冰雪运动发展系列文件,较大促进了中国冰雪运动的长远发展。

  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会是我国冰雪运动项目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几年来其带动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等,进一步夯实了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随着“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冰雪项目从有到强,有着较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冬季项目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世界冬季运动协调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北京2022冬奥会的筹办深化了京张两地体育赛事合作,促进了体育文化旅游带与体育生态文化圈的形成,有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更进一步促进了体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推动冬奥会综合效益与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奥运红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我国“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赛事,随着冬奥会筹办持续深入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有力推动体育、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将极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品牌、产业结构、国际形象的全面提升,增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品竞争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契合国际奥委会“举办奥运对一个城市的改变”的发展理念。

  2.2 促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体育强国建设难题的双重突破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叠加夯实了体育强国建设之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全方位推动了全民健身开展和体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2022冬奥会的重要论述勾画出两大战略之间的清晰逻辑和实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办好冬奥盛会”,指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在3亿人中更好推广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申办北京冬奥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快速进步,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努力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加快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对于推动全民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对于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强调“我们将以北京冬季奥运会为契机,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同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全民健身事业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通过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扭转“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的状况,打破冰雪运动的短板弱项,推动冰雪运动快速进步和全民健身广泛开展,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进一步重塑体育健康价值观和体育生活化理念,强身健体、改善体质,同时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国家“将体育强国与体育惠民结合起来”,通过冬奥会促进更多群众参与体育健身,让人民群众共享美好生活。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将进一步推动更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拉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步伐,完善冰雪运动设施,促进冰雪经济和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将为中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为建设体育强国注入强劲动力,有力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助力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助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推动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3 助力解决中外交流增进和国家新形象的建构难题

  冬奥会是展示国家形象、传播国家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平台之一,北京冬奥会在展现中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北京2022冬奥会从申办、组织筹办过程中,围绕冬奥主题的体育外交活动一直在进行。2014年开始,习近平主席打开了冬奥外交“旅程”,如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以索契冬奥会为“榜样”开启了北京冬奥会的筑梦之旅,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在境外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不仅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默契,也体现了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视和支持,为北京申办2022冬奥会成功打下基础。媒体将此次出访评价为“中国外交的又一次创新”。2015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习近平主席坚定承诺“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2017年在瑞士洛桑,习近平主席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会见巴赫主席时再次表示“中国办冬奥会,言必信、行必果”。

  随着体育交流日益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还在许多外交场合表明中国将通过冬奥会和世界互利共荣的立场,共建“一带一路”。北京2022冬奥会筹办过程中,也始终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冬奥办赛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开展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办赛经验,如,冬奥组委邀请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筹办工作,交流学习赛事组织、备战参赛和发展体育产业的经验,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全面提升办赛参赛能力等,都极大提升了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尤其是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国际体坛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严峻复杂的环境,中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冬奥筹办,推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向前推进。2022年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冬奥会时强调,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既是中国如期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传递团结希望的积极作为,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契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盛会庄严承诺”的实践导向

  3.1 突破地域与行业发展障碍的冬奥经济实践

  3.1.1 促进“京津冀经济圈”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共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举办冬奥会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2022年张家口的崇礼赛区和北京的延庆赛区将携手共同缔造北京的冬奥盛事,此举便于充分发挥北京地理位置的优势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从而建立以北京城区为龙头的“一带、三轴、三核、多节点、多片区”的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张家口全面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同时,以冬奥为契机促进北京和张家口的地域融合,突破地域限制,统筹地区资源,借北京冬奥契机充分发挥北京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奥运会的经济示范效应,形成冬奥经济“4+2+2”的产业体系,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的合作共赢。可以说,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借助冬奥会筹办契机跑出加速度,逐步形成了“京津冀经济圈”。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要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角度谈“北京冬奥运会”,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布局,也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文化产业体现文化魅力与国家实力,体育产业展示社会活力与产业张力,旅游产业具有经济助力与升级动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冬奥会为契机发展体育产业、冰雪产业、健康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北京和张家口地区体育和文化的全面融合,经济和体育的相互促进,文化和旅游的全面提升,从而实现冬奥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重合。推动产业创新是提升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体育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内在要求,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借助冬奥“东风”将冰雪产业与体育旅游“燃”起来,让冰雪资源“动”起来,文化产业“活”起来,将京张两地体育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打造京张体育文化品牌体系,提升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促进京张两地全方位融合发展迈向更深层。

  3.1.2 助推“京张高铁线”与“京津冀生活圈”并向同行

  围绕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不仅为北京冬奥赋能,也加速了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北京冬奥申办成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交通建设状况,强调要努力推动交通、公共服务、产业等先行先试,重点突破,多出成果。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为完善北京冬奥会打造的立体互补式交通服务,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京城区紧密连接起来,激活了冬奥会配套建设中的“中枢动脉”,交通先行促进京张携手冬奥、体旅融合、京津冀一体化等,促进了延庆、张家口正式步入首都“一小时交通圈”,构建“京津冀生活圈”。

  京张高铁建成也助推“冬奥梦”实现。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百年时间节点后在冬奥时代的北京“交汇”。在首条铁路建成110年后中国率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直通奥运赛场的高铁站,其同时是我国首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化高速铁路,是世界上在最恶劣自然环境下建成的首条时速最快的高速铁路。从“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京张高铁不仅承载着中国铁路的历史传承,也见证中国百年奥运梦的实践,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科技的魅力。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相继建成,大幅提升了京张两地通行能力,也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京城区串成一线,形成“两地三赛区一小时交通圈”,极大提升了北京冬奥的办赛质量,也为京张区域协同发展插上腾飞之翼。“京张高铁线”与“京津冀生活圈”并向同行打造奥林匹克盛会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的典范,让京张两地共享冬奥契机、共享冰雪赛事盛景、共谋冰雪产业繁荣,共赴区域发展协同之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1.3 以体育、文化、交通“精准扶贫”促全面脱贫

  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国家持续以行政手段强力治理贫困。综合来看,我国扶贫政策实现了从强调物质、经济和政策扶持,走向结合文化和精神的全面扶持,从国家级扶贫县到“全球旅游目的地”推荐地的转化,“崇礼”的全面脱贫经验极具代表性。在资源和交通等并不占优势的河北省,干部群众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冬奥契机,以冰雪经济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促进体旅融合,实现体育、文化、旅游全面发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河北崇礼曾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在冬奥前景驱动下,国家大力支持崇礼开发其冰雪资源与优势,发展冰雪经济和体育旅游业,特别推出了“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建设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冰雪产业研究院等,把筹办冬奥会与协同发展、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打造形成了奥林匹克盛会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的典范。由此政策撬动、体育牵引、冰雪特色、体旅融合、文化赋能、旅游推进等发展思路,使河北成为发展冰雪经济成果最为显著的地区,河北崇礼也从默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到2019年全面脱贫,并被美国《纽约时报》推荐为2019年全球旅游目的地。崇礼的脱贫之路,正是冬奥会促进举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样本。

  “冬奥效应”持续发力,深度刺激张家口地区经济全面发展,为打赢国家扶贫攻坚战添彩赋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截至2020年2月底,张家口市和河北省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冰雪旅游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京张地区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数量剧增。北京冬奥持续释放正能量,极大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奥,不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和普及,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这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壮大冰雪产业,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美好愿景;从体育、文化、交通等全方位促进张家口脱贫,契合奥运会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践行了党和国家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让更多群众参与到了体育健身,让人民群众共享冬奥成果。

  3.2 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融合的冬奥文化发展策略

  3.2.1 北京冬奥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改造建设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整体来看,北京冬奥文化建设首先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冶的北京冬奥办奥理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冬奥遗产,借助奥运体系实现冬奥会与中国元素深度融合,为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冬奥模式”,这也符合国际奥委会所强调的“让奥运遗产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文化体系内发挥实践效益,在基本框架的范围内合理有效地进行差异化的遗产创造。”

  北京冬奥文化的发展表现为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创新性与创造性融合发展过程。以北京2022冬奥会的物质文化建设为例,其特别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族与世界的融合,是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和冬奥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如,北京冬奥场馆的“冰丝带”“雪如意”“水晶鞋”,会徽“冬梦”,图标“小红人”,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等均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匠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改造“鸟巢”成为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五棵松体育馆的“冰篮转换”,赛道“S”形曲线的设计,继承并创新了2008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创作理念,开创了“奥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将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地运用在北京冬奥筹办进程中并为冬奥舞台增添了东方特色。

  3.2.2 创新宣传手段多元助力奥林匹克精神传播

  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在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彰显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北京2022冬奥会组织筹办中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精神财富,不仅可成为北京冬奥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社会正能量,完善我国体育人文素养和奥林匹克精神教育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指导的冬奥文化宣传策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观的内涵及特征,并经由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了我国冬奥国际传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暖人心、接地气’的体育外交风格向世界展示了自信、坦诚、宽厚、积极的中国风格和与中国气派,更是借助这种方式,体现‘天下一家’的博大情怀,传递中国人民谋和平、求共荣的美好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邀请世界各地的观众、各国友人来华参加北京2022冬奥会,所发表的公开讲话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邀约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冬奥赛事和文化的满满诚意,特别是在多个重要的外交场合许下的“办好北京冬奥的国家承诺”等,都对北京2022冬奥会的传播和影响力扩大有重要作用。其次,多元主体共建,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共同运用。如,为迎接北京2022冬奥会,北京体育大学制作并发布迎冬奥宣传片《激情冰雪》,北京冬奥组委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启动“冬奥之声”全球传播活动,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华侨华人行动计划》广邀全球华侨华人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冬奥故事助力冬奥,发布动画宣传片为冬奥会“打call”。第三,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支撑共建北京冬奥精神,开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征程。办好冬奥会、冬残奥会,需要弘扬、践行中华体育精神,广大冬奥建设者、中国运动健儿和教练员们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过程,也是中华体育精神在冰雪项目中的延续和创新。中华体育精神为举办“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并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得到彰显。同时在筹办、举办北京2022冬奥会过程中,高度重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中外体育交流,推动东西文明交融,展示中国良好形象。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冬奥盛会庄严承诺”的历史引领

  4.1 坚持和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顺利开展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才克服重重困难,筹办工作稳步推进。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和社会等各方的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在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国际赛事中的重大突破,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增强体育战线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面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的国际局势,如何做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及举办工作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在两年的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中,中国已经积累了疫情防控的丰富经验、显示了应对危机的体制性优势和能力,中国有能力、有信心顺利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开启“十四五”体育事业发展新征程,促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征程,这些都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的重要保障。

  4.2 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很多冰雪项目在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有的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特色均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确,整体上讲,我国冰雪及冬季项目整体水平并不高,在北京冬奥申办和筹办的推动下,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有些发展条件受到了影响和制约,但很多冰雪项目在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在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形下,所有冬奥场馆建设提前完成,均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即以资源配置最大化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集中力量共促发展的制度优越性。

  “2019年2月,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向世界展示了举办冬奥会的中国智慧和京津冀国际化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从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到2022冬奥会,从奥林匹克运动的顺应者成长为“担当者”,北京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特别是全球疫情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形之下,中国如期举办2022冬奥会并提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更是为后疫情时代开展国际性体育赛事贡献了中国方案,让全球人民感受到团结抗疫的重要性,坚定信心和团结的力量,并深入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同时,北京2022冬奥会实现带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还将促进全球体育人口比例增加,从而可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力量。

  4.3 凸显和发挥顶层设计的效能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体育事业的关心、引领下,将社会发展需求贯穿于体育发展每个环节,从战略理念、顶层设计、部门协调的高度深度挖掘与谋划冰雪运动,促进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更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对冬奥会发展的需求,政府精准定位、同心协力狠抓落实,构建了北京冬奥会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保障体系、供给模式、支撑平台、协会治理模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推动北京冬奥会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政府连续发布《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实施纲要(2018—2022年)》《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重磅文件等。

  此外,在党和政府指导下,相关部门对冬奥会、冬残奥会备战作出部署,大力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如,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从奥运遗产的角度,对北京冬奥会做好媒体融合传播的顶层设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科技冬奥(2022)行动计划》等从疫情防控、志愿者工作等方面通力配合,部门协调,做好冬奥筹办组织工作;应急管理部在《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安全保卫信息化保障实施方案》研讨会上强调要增强冬奥会应急指挥信息化保障顶层设计,注重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5 小结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示良好形象的窗口”,是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是中国建设体育强国路上的关键事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新篇章之一。在冬奥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在世界动荡变革之际,北京冬奥会将创造举世瞩目的冰雪文化盛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舞台,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模式。办好北京2022冬奥会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是我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是“十四五”初期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我们必须将习近平总书记对办好冬奥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以体育发展实践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京张高铁线”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京津冀经济圈”建设,从推动竞技项目均衡发展到冰雪运动蓬勃开展,从经济发展到群众生活品质提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赋予新的内涵,并开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

   

  ——摘自:杨国庆,习近平关于办好北京2022冬奥会重要论述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0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的根本遵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体现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法治中国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科学指明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根本目的是用制度体系依法保障公民权益,实现人民的国家主体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共同价值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修改和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指引、评价、检验《体育法》修改成效的最终标准。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法治的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对《体育法》修订草案起草过程和文本的分析,论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体育法》修改中的指导作用和具体实践。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1.1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四个重要”是对新时代我国体育的价值功能、地位作用的战略定位,我们要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昌盛、人民幸福的高度,深刻认识新时代体育的重要性和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等,2014)。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等,1972)。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社会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和可能,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以实现的。

  体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是以人为本的事业,体育的“体”就是“人”字和“本”字的合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体育自身价值的内在追求,又是体育功能和作用的外部表现。体育是一种精神载体,是公民精神的塑造和体现,能够培养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体育是一种“权利诉求”,每个人都应享有通过体育发展其个性的自由,以及发展和保持自身身体、心智和道德的力量的权利;体育是一种教育手段,可以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传承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培育平等、竞争、公平、诚信的理念;体育是一种社会文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团结、协作、友善、尊重的社会氛围;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创造积极、乐观、健康、愉悦、丰富的国民生活,加强人民身体素养,增进人民身心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民日报,2013,2014a,2016,2019a),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实现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各类体育协调发展,实现体育与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使体育成为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成为人文交流和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人类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依法保障相关各项制度措施的有效落实,《体育法》修订草案在总则第二条体育工作方针中增加规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容。此外,总则增加规定的“每年8月8日为国家体育节”,对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普及体育运动,倡导健康、文明、快乐的生活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2 强化对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

  现行《体育法》对公民体育权利重视尚待加强,条款规定不多,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有待完善。公民体育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是影响《体育法》实施效果的一个主要方面,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是本次《体育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体育法》修改集中体现了对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理念,强化了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各项保障措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体育法》修改中的重要落实。

  平等参与权与特别保障。《体育法》在总则第五条规定了“国家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但并没有规定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公民如果没有体育活动的参与权,就不存在特殊主体在体育活动中的特别保障问题。特别保障是以参与权为前提的,而参与权又必须以平等权为基础,特别保障也是对“实质平等”的实现。所以,《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五条首先增加规定了平等参与权,即“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其次进一步在特别保障的规定上,将原规定的“青年、少年、儿童”修改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扩大了特别保障的主体范围,将原规定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修改为“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从“体育活动”到“体育活动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和理念上的进步,同时该内容也与平等参与权相契合。此外,在其他章节中也有平等参与权的规定,如“学校应当为特殊体质的学生开设适合其特点的体育课”(《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幼儿园应当“开展符合学前儿童特点的体育活动”(《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三十三条)等。

  健身权与健康权。关于健身权,《全民健身条例》已有明确规定,《体育法》的修改主要是突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地位,明确全民健身工作的基本方针,关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所以,《体育法》修订草案并未规定健身权、健康权,而是将健身权与健康权所蕴含的内容融于具体条款的规定中。

  体育发展权。体育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体育发展权是体育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体育在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意义尤为重要,所以,《体育法》修订草案增加规定第二十三条“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的内容。

  运动员权利。运动员是体育活动的重要主体,根据运动员权利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规定运动员的权利,是本次修法的一个亮点。《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四十条规定了“国家依法保障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选择注册与交流等权利”。此外,根据《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七十四条,建立体育保险制度,通过运动员伤残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等,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对高危体育项目经营和高危体育赛事活动规定了相应的保险义务。

  救济权。由调解、复议、诉讼、仲裁等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中,体育仲裁具有其特殊性,体育法学界、实务界强烈呼吁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体育法》修订草案专章增设了“体育仲裁”,规定了体育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范围、仲裁组织及仲裁员、仲裁一般程序与特别程序、仲裁裁决及其效力等,旨在建立我国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也为当事人提供了通过体育仲裁解决纠纷、救济权利的渠道。

  1.3 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是对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二者关系的深刻认识,更加凸显了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要求也更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在我国,城市和乡村、内陆和边疆、沿海和革命老区、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等,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尚需进一步落实。这就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保障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体育发展,满足人民通过体育追求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实现体育发展为了人民,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此,《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条新增“促进体育事业均衡、充分发展”的规定,将第六条“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修改为“国家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并在“全民健身”章增加了“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十四条)的全民健身工作方针的内容。

  1.4  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将其与国家前途、民族希望、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指出“没有青少年健康成长,国家就没有远大发展”(人民日报,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少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人民日报,2020)。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人民日报,2014b)。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目标定位。

  为了依法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体育法》修改将青少年体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学校体育”章中增加一条学校体育工作方针,规定“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三条)。将《体育法》第十七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修改为“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增加规定了学前教育的内容,要求“幼儿园应当为学前儿童提供适宜的户外活动场地和体育游戏材料,开展符合学前儿童特点的体育活动”(《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三十三条)。此外,对于学校体育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学校体育督导、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也都新设条款予以规定。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2.1 对体育强国建设作出原则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深刻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人民日报,2014c)。2019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体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体育强国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体育强国建设需要法治的保障,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应当成为《体育法》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体育法》修改中,第一条增加了“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立法目的,反映和体现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同时删除了“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内容,因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包括了“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要求。

  2.2 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这是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人民日报,2019b)。《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条新增“促进体育事业均衡、充分发展”的同时,删除了“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规定,所以该条款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修改为“促进体育事业均衡、充分发展”。这一修改既体现了解决体育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要求,同时也包含了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三个主要领域,共同助力体育强国梦的实现。

  2.3 保证全民健身的基础性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群众体育,强调其在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体育强国的根本在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让人民群众都参与进来,让人民群众都享有体育运动的权益,让人民群众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达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日报,2016)。全民健身的基础性作用是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前提,保证全民健身的基础性地位,更好地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体育法》修改重点关注的问题。《体育法》中有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等不同概念的使用,《体育法》修改尽可能将其统一于“全民健身”的表述上,并将“社会体育”章改为“全民健身”章。《体育法》第二条明确了国家体育工作方针,该规定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上,强调“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法》修改对上述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没有改变。

  现行《体育法》在制定和审议过程中,起初并没有关于以全民健身为基础的规定。1995年6月23日,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体育方针是“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促进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体育法(草案)》第二条)(中国人大网,1995a)。会议对《体育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会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体育法(草案)》进行了审议。1995年8月23日,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叔文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认为“体育法(草案)基本上是可行的”,但同时提出了对《体育法(草案)》第二条的修改意见,指出“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有些委员以及地方、专家提出我国的体育方针应以群众体育为基础,这是体育工作的基本点,在群众体育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提高体育的水平。因此,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在体育工作中,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全面发展’”(《体育法(草案)》修改稿第二条)(中国人大网,1995b)。8月28日,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在本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对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草案)和体育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中,针对《体育法(草案修改稿)》第二条进一步指出修改意见,指出“有的委员提出,全民健身工作是体育工作的基础,体育方针应当有所体现”。经过反复研究,建议修改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中国人大网,1995c)。该建议在次日(1995年8月29日)通过的《体育法》第二条中得到采纳。通过对《体育法》审议过程的梳理发现,关于我国体育工作方针的规定从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到“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全面发展”,再到“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立法演变过程,突出强调了全民健身的基础性地位。

  发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体育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但实际工作中常有忽视全民健身基础性地位的情况。无论是对《体育法》制定过程的历史考察,还是对我国体育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的现实判断,抑或是对体育未来发展价值取向的预期愿景,均要坚持全民健身基础性地位不动摇。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都必须以全民健身为基础。对此,《体育法》修订草案加大了对全民健身活动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在总则中规定了“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五条),并增加了一条关于体育活动原则的规定,即“开展和参加体育活动,应当遵循遵守规则、诚实守信、尊重科学、保障安全的原则”(《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九条)。在“全民健身”章中,强化政府在全民健身中的工作职责,建立全民健身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评估制度,确定社区组织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作用(《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十六、二十条)。在“保障条件”章中更是侧重于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公民健身权利的实现提供和创造各种条件,规定“国家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六十六条)。新增或细化有关体育场地设施规划、建设、开放、利用、保护、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的内容(《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六十七至七十二条),使保障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便于落实。

  2.4 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保障竞技体育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能力,有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人民日报,2016)。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提升体育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竞技体育运动成绩是为国争光能力的显性指标,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的动力。

  但在竞技体育发展中,违法使用兴奋剂影响了国家荣誉和形象,违反了法律和体育道德,破坏了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损害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妨碍了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对使用兴奋剂持‘零容忍’态度,我提倡中国运动员哪怕不拿竞技场上的金牌,也一定要拿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拿一个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一个干净的金牌”(新华社,2019)。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人民日报,2020)。为了推动我国反兴奋剂工作法治化进程,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2021年,新修订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将“反兴奋剂工作坚持‘零容忍’”,“推动构建‘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作为反兴奋剂工作方针予以规定,展示我国对兴奋剂“零容忍”的决心。

  《体育法》修改势必要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依法保障竞技体育健康发展,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体育法》修订草案新增“反兴奋剂”章。在充分考虑与《反兴奋剂条例》衔接的基础上,《体育法》修订草案首先明确了国家对反兴奋剂的态度,“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其次强调了反兴奋剂的国家责任,明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制定规范的职责,规定反兴奋剂制度和管理机制,通过建立防控和管理机制,发挥政府各部门协同治理的综合效能(《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九、五十条)。再次规定了依法接受兴奋剂检查的法定义务,“兴奋剂检查人员和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开展检查和检测,有关单位和人员必须予以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五十一条)。此外,还规定了反兴奋剂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等内容。

  2.5 发展体育产业,明确体育产业在《体育法》中的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人民日报,2020)。体育产业的发展仅有目前的政策扶持是不够的,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推动和保障。《体育法》修订草案在总则新增第十条“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完善体育产业体系,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鼓励扩大体育市场供给,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体育消费。……国家规范和发展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等产业,促进体育与健康、文化、旅游、养老、科技等融合发展”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支持和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

  体育产业在《体育法》中予以规定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在《体育法》修改过程中对于如何定位体育产业曾有过多种尝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修改起草小组一直将“体育产业”作为新增加的单独一章予以立法设计。开始是设“体育产业”章,并将“职业体育”的内容包含其中;之后是将“职业体育”的内容从“体育产业”章中剥离,形成独立的“职业体育”章,与“体育产业”章并列;最后又将“职业体育”章取消,将职业体育的内容合并到竞技体育等章节中,但仍保留“体育产业”章。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面启动《体育法》修订工作后,修法工作专班对体育产业的立法问题几经讨论,征询各方意见,最后“体育产业”没有单独设章,而是在前述《体育法》总则中予以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将体育产业的有关内容融入其他相关章节中。如针对目前存在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有待加强的问题,在《体育法》第三十四条体育赛事标志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等。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

  3.1 反映和体现国家健康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新华社,2016)。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健康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

  健康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为全民健康这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重要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践行健康中国理念,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实现全民健康体育发展观是《体育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为此,《体育法》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增加规定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立法目的(《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一条),增加规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工作方针(《体育法》修订草案二条),通过上述两项内容的规定,明确了体育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作用,反映和体现国家健康战略,实现体育与健康在《体育法》上的对接,为体育领域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民健康体育发展观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

  3.2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新华社,2016)。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体育领域,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全民健身,是实现国家健康战略和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是《体育法》修改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体育法》修改首先要突出全民健身的战略地位,明确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基本方针,为此,将第十条“国家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修改为“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十四条)。其次,《体育法》修改着力加强对全民健身活动的保障,使相关措施能够真正落实。例如:1)在体育场地设施规划上,增加规定“优先保障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配置”,强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计划”(《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六十七条)。2)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上,鉴于居住小区是居民日常健身的主要场所,新增一条居住小区配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规定(《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六十八条)。3)在体育场地设施利用上,新增对免费、低收费开放的体育场地设施给予补助的规定;为了充分利用各类闲置资源,建设用于全民健身的场地设施,缓解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足问题,新增“国家鼓励充分、合理利用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闲置资源建设用于公民日常健身的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定(《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六十九、七十条)。4)在体育场地设施保护上,对于拆除、改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设定了严格的程序,对临时占用体育场地设施设定了必要条件(《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七十一条)。5)在体育场地设施管理和维护上,增加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民健身公共场地设施的维护管理机制,明确管理和维护责任”(《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七十二条)。

  3.3 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华社,201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机制更加健全,教学、训练、竞赛体系普遍建立;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养明显提升。到2035年,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学校体育体系基本形成。

  青少年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体育法》修改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起到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1)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的重要方面,《体育法》的修改在“学校体育”章中首先提出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强调“坚持体育和教育相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相协调”,将“体教融合”的理念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同时也明确了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关系(《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三条)。2)在学校体育工作中,教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学校等主体既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又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为此,《体育法》修订草案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提升学生体育素养,培养体育锻炼习惯。……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组织体育训练、举办体育竞赛活动、管理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帮助和指导,并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推进学校运动队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3)为了保证开齐开足体育课,《体育法》修改强调不能侵占体育课时,特别是将体育成绩与学业考试挂钩,大大提高了体育科目的地位。将《体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并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修改为“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保证体育课时不被侵占。……国家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建立符合学科特点的考核机制”(《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五、二十八条)。4)对学生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提出具体要求,将《体育法》第十九条“对学生在校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修改为“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体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此外,在校内、校外体育活动的对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学校体育教练员岗位的设置,聘用优秀运动员从事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活动等方面也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4 结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于《体育法》修改始终,《体育法》修改是贯彻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过程。从人的全面发展、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等宏观层面,到公民体育权利的落实、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全民健身基础性地位的保障、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实现等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也可以诠释和解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体育法》修改中的指导意义和作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秉持人民至上理念,践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体育法》修改的根据遵循和价值目标。

   

  ——摘自:田思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的根本遵循——《体育科学》,2021.10

  新时代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兼论“南体模式”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进入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功能多元对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职能拓展也对高等体育院校提出新期待。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走过近70年的发展历程,在苏联办学模式影响下,引入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办学指导思想,开始学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三结合”办学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高等体育院校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不再局限于单一体育范畴,而是积极探索跨专业、跨学科的交叉拓展。党的十八大以后,高等体育院校面临服务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需要,不断深入推进与政府、市场、社会的深度融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其突出表现为融入不足、融合不够,这也是高等体育院校在提升自身办学实力时亟需思考的问题。为此,高等体育院校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围绕“融合发展”这一时代命题,不断丰富新内涵、探索新途径、凸显新特色,实现新突破,积极服务于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1 从“结合”到“融合”: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历程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从借鉴苏联的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办学模式,到改革开放之后积极探索实践多专业、多学科交叉拓展,再到进入新时代后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不断探索多主体、多领域、多空间的协同融合,在融合要素、融合机制等方面得到实质性推进,开启了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图1略)。

  1.1 借鉴与初创阶段(1952—1978年):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建校之初,主要任务为培养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在学习苏联办学经验的前提下,引入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办学模式。1953年8月,高教部、教育部、国家体委、财政部下发了《为调整若干高师体育系科,成立体育学院的联合通知》,国家相继合并一批高校体育系,筹建了6所高等体育院校,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直接管辖。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后,我国竞技体育专业“三级训练体制”形成,逐步将高水平的运动训练从体育院校撤出,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出现了首次分离。在1963年召开的10所体育院校工作座谈会上,确定体育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这一时期,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以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形式,服务于国家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的要求。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文革”期间,体育院校办学遭受严重破坏,一度减少或停止招生,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也就无从谈起。

  1.2 探索与推进阶段(1978—2012年):多专业、多学科交叉拓展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体委多次下发文件,提出体育院校要积极探索和实践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办学模式。1980年,原国家体委在厦门召开全国体育学院工作会议,提出把体育学院办成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中心。随后,直属体育院校相继开办竞技体校作为建设“三结合”基地的试点,重新开始了“三结合”的探索。1986年,原国家体委在直属体育院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将高等体育院校建设成为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基地的办学目标。1987年,原国家教委下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首次确立了全国51所招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院校。2001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调整体育总局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北京体育大学与其他5所共建的体育院校建设成为“三结合”基地。我国创办体育院校的初衷是立足于为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服务,并将其定位于行业性较强的院校。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国家宏观统筹的影响,高等体育院校选择了以体育教育专业为主的办学模式,偏离了创办的初衷。高等体育院校办学思想在“教”“体”之间的漂移和游离,导致在把体育院校建设成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基地方面出现认识上的歧义和行动上的偏差。高等体育院校的教学、训练、科研部门要互相联系、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还必须与国内外体育社会加强横向联系,吸取更多的新鲜知识和经验。如西安体育学院深入探讨提高教学、训练、科研工作质量的具体途径,上海体育学院不断调整内部系科设置,重视学科专业建设,探索社会化办学道路和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的专业目录,此前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专业设置一度局限于为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两大领域服务,1999年9月,新的教学计划开始实施,增设为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运动人体科学等5个专业,有些院校还在保持原有特色学科基础上加强新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建设,如成都体育学院增设体育新闻、体育管理等专业方向,着力加强运动医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新闻学等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方向及发展定位在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基础上,开始朝着多学科、多专业、综合化方向发展。但这种一味追求多学科、综合化,盲目扩张专业和规模的做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办学特色不明晰,特别体现为“体育”特色的弱化。

  1.3  改革与创新阶段(2012年至今):多主体、多空间协同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体育院校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外延不断拓展,融合主体不断明晰,融合要素不断丰富,产生了多种融合实践样态。2016年,《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提出要加强体育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融合与协作;《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继印发,强调树立“大健康”理念,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019年,《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提出实施“体育+”行动,推动“体医融合”,鼓励“体旅融合”,加快“体教融合”。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印发,对深化“体教融合”提出了“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颁布,提出深化体教融合、推动体卫融合、促进体旅融合;《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全文出现31次“融合”字样,涉及体教融合、体卫融合、产业融合、区域融合、技术融合、文化融合等6大方面。由此可见,体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融合发展得到高度重视,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打破了资源流动和互动链接的壁垒,形成了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等多主体的体育资源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实现培养体育人才最优化的制度设计,具有协同性、互补性、系统性和高效性等特点。高等体育院校发展还加强了空间的多维性,推进校内外、城内外、境内外的多维空间合作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了对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等的辐射功能。如英国剑桥是大学校园与城市社区高度融合的典范,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是大学与高新技术产业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而上海体育学院则主动服务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强区域、产业融合,着力建设竞技体育人才与应用研究型体育人才培养基地、专业化教师培养基地和体育国际合作办学示范基地。

  2 基本逻辑与典型模式: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

  2.1 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

  2.1.1 多需求融合:职能转型和内涵升级

  高等体育院校主要承载着培养体育人才的职能,而不同阶段的体育人才需求也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的功能主要是强身健体和为国争光,时至今日,体育的功能已经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等都体现了体育的多元价值。高校的主要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几个方面,无论从体育的社会需求功能变化还是高校的职能使命都需要高校实施融合发展战略。就人才培养而言,课程、教材、专业、教师、实验实训平台等是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而目前各要素还普遍存在着相对于社会需求的滞后与脱节问题。科学研究需要植根于中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要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并更好的服务实践领域。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也需要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基础上开展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交流。体育功能的变化和高校职能的演进需要高等体育院校积极应对,开展深度的开放融合办学,在发展主体、发展要素、发展功能、发展空间等方面开展深度的合作。

  2.1.2 多主体融合:政府、学校、产业、行业、企业等

  高等体育院校要坚持应用型大学定位,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推进与政府、产业、学校、企业、行业的融合发展,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政产学研合作机制。政府是产业、行业发展的政策制定者,高等体育院校应积极参与各种政策制度文件的制定,做好政府体育发展的智库,更好的依托和借助政府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高等体育院校培养的人才是面向产业、企业主体的,产业发展需要怎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职业能力等需要产业和企业提供需求信息,尤其是一些新兴领域,优势资源在产业和企业领域,因此,应加大学校与产业、企业、行业等主体的融合,提升学校人才培养的适应度。高等体育院校还应加大与其他院校的交流合作,广泛开展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提升院校资源共建、共治、共享效率,打造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共同体”。

  2.1.3 多要素融合:教师、教材、课程、平台等

  教师、教材、课程、平台等是高校育人的核心要素,是实现高校5大职能的主要抓手,应与不同的主体广泛开展相关要素的融合。如与产业、行业合作联合开发教材,联合共建实验实训平台等。一方面,“产业”“行业”“企业”需要院校培养他们需要的体育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在专业建设、学生创业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教师缺乏实践领域的经验、教材缺乏实用和深度,学生缺少实践平台的锻炼,这就导致学生的“职业”能力不足,形成了当下较为突出的院校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的严重问题,造成了学生“求职难”和企业产业“人才荒”的供需错位现象。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主导者,而高校教师重学科轻专业的状态,导致教师的企业、社会实践经验不足,进而脱离工作实际,这也是导致学生不愿上课或者上课不专心听课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产业、行业的融合能够促进各类教学要素保障的升级,培养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体育人才。

  2.1.4 多空间融合:校内、校际、城市、域外等

  高校区域融合发展,体现了高校开放办学的理念,是一种有利于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拓展高校发展空间的办学模式。高等体育院校发展要注重多维空间合作融合发展。一是,推进校内不同学科之间、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高等体育院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体育学科为核心、交叉学科为主体、新兴学科为补充的学科矩阵群。但学科专业间存在一定的隔离现象,教学、训练、科研、各产业等不同的资源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情形,应加强体育院校的内部融合,促进各领域、各专业、各学科的融通。二是,推进校际间的融合。高等体育院校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竞合关系,既是一个整体又存在竞争。总体而言,合作相对不足,影响高等体育院校“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加强院校间的融合发展,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专业、办学经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实践。三是,推进学校与所处城市的融合。高等体育院校与所处城市的人文、地理、经济等相互影响,要加大学校与所处城市的深度融合,推进校城一体化建设。四是,推进院校的域外、境外融合。提升学校的对外交流水平,通过对外交流对接境外不同的学校、机构、组织,在教学、科研、文化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提升高等体育院校的内涵建设水平。

  2.1.5 多机制融合:需求发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激励保障、利益共享等

  高等体育院校的融合发展,需要政府、学校、产业、行业、企业等各相关主体建立多机制的充分保障。一是,各类主体应在需求上实现相互融通,催生相应主体的融合动力,学校应主动发现不同主体的需求,建立需求发现机制,这是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各领域拥有自身的资源优势,这是推进融合的基本支撑,应建立优势资源的互补机制。三是,各主体基于资源互补、需求发现等,建立良好的协同发展制度,形成融合发展的稳健推进机制。四是,根据各主体的多元需求,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形成激励政策,促进融合主体领域持续发展。五是,建立融合发展形成利益的共享机制,促进“共同体”形成(图2)。

  2.2 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

  2.2.1 北体模式:“政、产、学、研、训”综合

  北京体育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光荣的办学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办学基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隶属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单位,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政、产、学、研、训”融合模式(图3),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校、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均设于此。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学科布局涉及教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现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等41个本科专业,坚持高端化、贯通化、国际化和协同化“四化”人才培养,为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培养输送高素质新型体育人才。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秉持“高起点,重创新,国际化,高端化”理念,培养体育商界精英人才。北体产业集团主营业务包括俱乐部管理运营、体育教育培训、体育赛事、体育表演、体育会展、国际体育文化交流、运动项目培训、体育产业人才培训等。竞技体育学院不断优化现代运动训练发展要求的教育教学、训练竞赛、科学研究的组织构架,努力打造国家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基地。冰雪运动学院以冬奥会潜在优势运动项目和新引进运动项目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着力加强优秀竞技冰雪体育人才和大众冰雪体育人才培养,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参赛备战与实现“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等。

  2.2.2 上体模式:“产、学、研”见长

  上海体育学院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体育院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产、学、研”见长的“上体模式”(图4)。2017年,上海体育学院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序列,率先建成世界唯一的专门以乒乓球为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乒乓球学院,并被国际乒联认定为最高学院级附属培训基地。上海体育学院领衔编制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服务于国家体育事业、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上海体育学院主动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并以自身的体育资源打造了产业运营平台,形成了一批区域与行业发展智库。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上海体育学院挂牌成立,并被科技部、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称号。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体育学院联手推动校企合作,依托“双一流”和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的学科优势和科研成果,积极探索和打造体育“产学研”一体化上海模式,助力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依托久事体育集团丰富的产业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平台,上海体育学院深入推进课程体系研发、教育教学创新、产学互动实践、联合导师培养、移动课堂再造等产学研合作项目。双方进一步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产业数据的共享开发、高端产业人才的协同创新,以及长三角体育产业联盟的建设。近年来,学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建成1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智库和教学科研基地,学校聚焦内涵和特色发展,形成了一批独有的标志性成果。

  2.2.3 南体模式:“学、研、训”一体

  南京体育学院是江苏省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体育高等学府和重要的省级竞技体育训练基地,是江苏竞技体育的主力军、大本营,被誉为“世界冠军的摇篮”。在65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办学办队并举,率先在全国形成了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的“南体模式”(图5略),相继培养出16位奥运冠军、105位世界冠军。“南体模式”为中国体育和教育改革探索出了一条“体教融合”培养精英体育人才和各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之路,为中国体育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江苏省委省政府、国际奥委会的充分肯定,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嘉奖。近年来,南京体育学院秉承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为省添彩和高等教育以体强体、以体育人双重使命,在教学和科研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获批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3个,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20余项。随着体育强国、体育强省建设的深入推进,学校积极开展与政府、企业、协会、兄弟院校等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 从“三位一体”到“双核双强”:南京体育学院融合发展模式创新

  3.1 “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审视

  南京体育学院依托国家教育和体育政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立足各类资源优势,在高等教育、竞技体育发展的大潮中不断探索,成为江苏乃至全国探索体育院校特色办学之路的先锋军,高等教育和竞技体育“双轮驱动”“两线并举”,形成了教学、训练和科研“三位一体”极具自身特色的“南体模式”。然而,对照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要求,对比国内外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经验,对标“双一流”学校和博士授予单位建设目标,南京体育学院“三位一体”模式仍存在不足之处,亟须树立大融合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3.1.1 取得显著成效

  南京体育学院作为一所地方高等体育院校,依托省级竞技体育训练基地,立足自身体育教育特色,深度融合高等体育院校、省优秀运动队和省体育科研所等多元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格局和办学内涵。学校作为江苏竞技体育的主力军、大本营,积极服务体育事业发展,先后走出了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等一大批体育行业领军人物;共有16人获奥运会冠军,105人获世界冠军。学校获批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体育学”被批准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立项学科,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和体育、教育、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3个,江苏高校一流本科专业11个,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的“南体模式”,取得了“育人才、夺金牌、出成果”的显著办学效益,培养了大批精英体育人才和各类应用型体育人才,为中国体育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3.1.2 面临主要挑战

  南京体育学院在坚持“三位一体”办学模式的前提下,“教学、训练、科研”结合方式中“以谁为主”还是“齐头并进”,要办出“什么特色”等问题还不够清晰,没有充分体现特色办学的综合效益,还未实现“在一起”到“融一体”的升华。

  第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差距。南京体育学院高等教育“一流学科”基础薄弱、“一流专业”支撑乏力、“一流课程”比较匮乏等问题显著,学科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017年,南京体育学院获批江苏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但学科领军人才数量偏少,研究领域特色不够鲜明,省部级以上的教学、科研团队建设滞后,国际交流合作办学面临挑战,与国内外一流体育院校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还有待探索。南京体育学院运动项目发展不均衡,全校10个奥运项目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跳水、体操女队、网球女队、蹦床、艺术体操等项目整体实力仍相对落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复合型团队建设力度不够,管理服务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练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体能教练队伍建设滞后,训练场馆等硬件条件相对落后等问题突出。

  第三,科学研究整体水平还需要提升。南京体育学院重大标志性科研项目立项较少,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不平衡。科研团队建设缓慢,省级以上科研团队数量较低,尤其是“训科医管服一体化”复合型团队亟需提质增效。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能有效应用于解决竞技体育技战术攻关、重大赛事备战、体育教学以及服务于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较少。

  3.2 “双核双强型”发展模式创新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南京体育学院要紧紧围绕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树立大融合理念,主动回应融合需求、多元拓展融合主体、不断充实融合要素、着力打造融合空间、理顺激活融合机制,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和竞技体育的“双核心”地位,加强复合型训练攻关团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不断推进南京体育学院高等教育和竞技体育“双核双强型”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南体模式”(图6略)。

  3.2.1 做大做强高等教育

  第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强国战略,精准识别人才需求,开展多主体、多领域、多要素的机制融合。强化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深度融合,主动对接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以及地方体育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发挥政府决策咨询功能,承接各类体育发展规划、决策咨询项目等,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重视与企业、行业和产业的融合,准确识别企业、行业和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及时调整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利用企业优质资源和平台,建立学生联合培养机制,实现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

  第二,积极推进新校区建设,增强二级学院办学实力和活力,夯实校内外空间融合。加大校内高等教育与竞技体育各二级学院在场馆、设施、师资、平台、课程等方面的融合力度。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业建设等方面的跨学科、跨领域融合,提升学科专业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与长三角城市群、南京都市圈以及域外城市的融合,优化与长三角城市群、南京都市圈等地方体育局、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拓展与国外高校、机构的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学生,提升体育文化软实力。

  第三,深入推进“申博工程”,强化学科和专业融合发展。加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建设交叉新兴专业。强化师资融合力度,深入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完善政策制度,构建教练员、优秀运动员从事运动项目技术、技能、体能等课程教学工作机制,与国内外优秀师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标国家一流课程建设标准,整合打造一批重点建设课程,扶持课程教学团队成长。

  3.2.2 做优做强竞技体育

  第一,加强与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局深度融合,优化运动项目布局,充分做好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全运会和亚运会的备战和参赛工作。构建资源互补机制,精准识别各类融合主体场馆设施、训练竞赛、名教名师等资源优势,推动资源的互促互补,实现竞技体育的互惠共赢。建立协同发展、激励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提升相关办队主体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加强与运动项目协会的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运动项目学院建设,筹建中国羽毛球学院。

  第二,加强校内竞技体育和高等教育的融合力度,围绕优秀运动员构建贯通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历提升路径。在场馆设施、训练竞赛等方面形成沟通交流机制,实现训练方法的共同进步和运动成绩的共同提高。强化校际融合,积极与具有运动项目国家队和省队联办的高校进行交流合作。深化与省内外知名体校、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合作,加快建设项目布局合理、梯队衔接有效的青训人才“蓄水池”。强化与国内外优秀运动队的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的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成绩。

  第三,整合学校学科专业优势,强化竞技体育训练、体能、心理、康复、营养、装备、大数据等多领域协作的服务保障团队建设。提高团队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水平,助推科研成果向运动训练实践转化。构建运动队课程教材体系,打造由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教练员以及高等教育骨干教师联合主讲的课程体系。推进教练员和教师的融合,构建运动队思政教育体系,建立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骨干教师、奥运冠军、优秀教练及领队、中华体育精神研究专家等组成的讲师团,持续开展运动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协助运动队开展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升级改造“科、训、医、教”一体化的训练场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动队训练、科研、医疗、教育和保障水平。

  3.2.3  做精做特科学研究

  第一,积极围绕强国战略的重大需求,瞄准体育科技前沿,建立校内外、境内外各类资源互补机制,支撑学校与其他主体的融合发展,并能产生高质量成果。确保江苏省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行为干预研究中心以及江苏省高质量学校体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有效运转,为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主动与行业研究平台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相互利用资源优势搭建体育与教育、健康、旅游、养老、文化、商业、娱乐等行业的协同发展平台,联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服务地方发展。

  第二,做实做强体育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竞技体育研究院两大载体。开展基础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集中优势资源扶持标志性成果产出与转化。立足江苏教育大省、南京高校林立的科研环境优势,积极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开展科研交流与合作,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技术攻关赋能。加强国(境)内外校际合作,形成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突破关键性技术,重点解决一批重大体育科技问题。

  第三,重点推进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建设,积极探索跨部门、跨单位合作新机制。整合学校优势资源,凝练学科方向,引进、培育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依托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和各类创新团队,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智库,服务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 创新与引领: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路径

  4.1 细化“多需求”趋势研判

  随着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体育的多元功能已延伸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复合型”“高素质”“多功能”体育人才的社会需求越来越旺盛,这对高等体育院校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可否认,高等体育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学科设置等方面还存在“供给导向”而非“需求导向”,培养的体育人才还未完全能够适应市场需求。体教融合、体旅融合、体卫融合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趋势,以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对高等体育院校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对社会诸多人才需求作出精细化研判,积极争取主动作为,培养既掌握体育领域所需专门知识和技能,又具备其他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以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需求,这也是高等体育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4.2 强化“多主体”协同共赢

  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要完善各类融合主体协同发展政策体系,优化协同发展机制,进一步强化与政府之间的融合发展。主动对接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局以及其他政府相关部门,发挥为政府决策咨询建言功能。加强与企业、行业和产业等多主体的深度融合,做强体育本体领域,促进体育学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补齐发展短板。高等体育院校办学能力与水平与地方密切相连、共生共荣,外延发展离不开地方土壤,内涵式发展同样也与地方同频共振。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应有新定位、新举措,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转型发展,要树立多主体参与的大体育、大健康、大产业融合发展理念,跳出体育看体育,转变思想更新观念,积极推进政、产、学、研、训等融合发展,实现共进共赢。

  4.3 实化“多要素”整合配置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要立足自身办学特色与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找准与所在城市的政府、企业的人力资源要素、体育相关业态发展要素、体育科技攻关要素、体育技能培训要素等契合点,与城市、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扎根地方、主动作为,推进合作共赢。政府、企业与学校三方要共同协作,配置优势资源要素,推进合作深度,共同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体育人才。校内院系间、校际间专业学科建设合作交流,既包括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队伍、教学设备、教学评价等人才培养的核心基础要素,又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和管理工作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整合资源落到实处,进而实现多领域、多行业、多产业、跨学科、跨专业等方面多要素的深度融合。

  4.4 深化“多空间”系统统筹

  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要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目标,强化区域空间系统统筹。深入推进高等体育院校与所在城市、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域外城市的融合发展。在以创新驱动为重要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城市与高校存在着以人力资本和创新发展为纽带的融合互动逻辑,而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大都坐落在城市,必然要融入所在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夯实校内融合,加大校内在场馆、设施、师资、平台、课程等方面的融合力度。加快校际融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业建设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的融合,加强与国内外综合性大学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合作,如中外校际合作交流办学学分互认,积极引进优质教学教育资源等。

  4.5 优化“多机制”创新驱动

  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要研判融合需求,做强融合主体,拓展融合空间,升级融合要素,优化融合机制。构建需求识别机制,深入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各类教育、体育等政策要求,密切关注教育、体育行业发展总体态势。积极对接国家、地方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和行业产业政策,制定融合发展的激励政策和制度,建立激励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瞄准建设体育强国前沿课题,主动与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等开展深度融合,搭建资源互补机制,精准识别场馆设施、训练竞赛、名教名师等资源优势,推动政策资源的互促互补,实现高等教育、竞技体育、科学研究的互惠共赢。建立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实现激励保障和利益共享,不断提升政府、学校、产业、行业、企业开展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摘自:朱传耿,郭修金,王凯,新时代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兼论“南体模式”创新——《体育学研究》,2022.01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思考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变革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现代科技在体育领域应用的不断扩张,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等新生事物在体育产品生产、供给、消费以及产业创新升级等方面,有力推进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发展热点。这些体育发展热点得到政策的普遍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提出支持以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的智能体育赛事发展;《“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体发〔2021〕2号)提出支持打造智能健身场景,打造一批智慧体育场馆;《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沪府办发〔2020〕12号)提出要通过吸引体育类企业研发总部落户等方式促进智能体育创新发展。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尚属体育领域的新兴概念,三者的特征与区别尚未厘清,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还不够清晰,导致其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本文将数字体育、智能体育与智慧体育的发展问题置于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以考量,重点梳理三者的发展特征,分析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密切联系,探索三者的发展路径,为促进体育与科技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特征

  梳理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特征,是辨析三者区别、分析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间关系的基础。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检索,可发现三者分别具有如下发展特征。

  1.1 数字体育的发展特征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将数据作为与土地、资本、技术等并列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等为支撑,将复杂的信息转化为可度量的数据,实现信息的可计算,可在生产生活决策的各环节中产生新作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数字体育概念最早于21世纪初在我国出现,彼时对于数字体育的认知仍比较狭义,主要聚焦于赛事转播、竞赛训练等方面。伴随我国体育的不断发展,数字体育开始与体育消费、体育产业发展产生紧密关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涉及体育参与者、场地设施、赛事活动等多方面的,重构和创新体育发展形态、流程和内容的体育发展新范式,且形成了如下比较鲜明的发展特征。

  第一,将体育过程及相关活动转变为可统计分析的数据或信息是数字体育发展的根本环节。体育赛事需要制作成为数字直播信号后才能进行大范围传播,形成对体育传媒和体育赛事相关行业的带动效应;健身消费者运动和健康的情况只有经过采集、量化才具备应用价值,运动促进健康等增值服务才得以开展。不论体育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如何,数字体育的发展都将依赖体育过程及相关活动的数据化或信息化。也正是此特征为数字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例如,依托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算法等技术而产生的数据采集系统可实现对运动员在不同运动项目中多维度运动表现的数据采集,这些数据经过整合将综合反映运动员的赛场表现,并与多类人群产生关联:教练员可根据数据科学决策训练方法与战术,进而促进运动成绩提升;球探可以将运动表现数据作为其球探经验的重要补充,避免具有才华的运动员被遗漏;观众可以通过各项量化数据更加深入地理解赛事内容,并对赛事或体育联盟产生更强的消费黏性。进而形成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由运动员、教练员、球探、球队、观众、其他利益相关方组成的,更加紧密的职业体育生态,从而促进职业体育乃至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数字体育能提升体育管理工作效率、优化体育管理工作模式,并创造新价值。在电子政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体育在体育管理部门中的应用已不仅是信息流转渠道的改变,而是政府平台化后对体育管理工作职能与流程的重塑。以体育赛事管理为例,《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沪府令30号)要求办赛主体在开赛前,通过上海市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传体育赛事名称、时间、地点、竞赛规程等基本信息,即加快实现体育赛事管理的数字化。根据对上海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调研,依托“一网通办”平台打造的上海体育赛事信息公示和查询政务服务已基本实现了赛事信息流转功能,且已在赛事疫情防控、赛事安全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数字化平台的体育赛事管理新模式也将在未来呈现出更多变化:体育部门实时了解体育赛事的信息,可在赛前、赛中、赛后施以不同的管理手段,实现对体育赛事的全过程管理;体育部门可及时了解办赛主体在赛事运营过程中的困难与障碍,进而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助办赛主体更好举办赛事,而体育部门信息平台与其他相关部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也极大提升了沟通效率;赛事活动信息对公众的即时公开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为体育赛事发展注入更多活力。综合来看,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将实现从对体育赛事的单一管理向管理与服务融合的深刻转变,为各类办赛主体带来降本增效红利,也为体育赛事及相关产业发展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1.2 智能体育的发展特征

  智能化是一个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更迭的动态概念,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智能化的实现通常依靠各类浓缩科技发展成果的智能终端,通过提供实时服务促进人民生活各领域便捷化。通过梳理我国智能体育发展历程,发现我国智能体育应用多集中于智能体育教育、智能体育场馆、智能运动健康等领域,呈现出的特征与智能化总体发展特征基本保持一致。

  第一,智能终端对智能体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感知和解析各类体育数据是智能体育发展的基础,智能终端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推动智能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以智能运动健康领域为例,具有运动记录、生理指标监测等功能的手环于2010年左右正式面世,在核心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后智能手环于2014年左右进入爆发期,随后智能运动健康领域得到发展,Keep等互联网运动健康企业于2015年左右纷纷成立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但近年来可穿戴设备除在数据采集多样性和准确性上略有提高外并无更多突破,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市场增速放缓,通过加强可穿戴设备相关数据与运动应用、大健康机构、医疗机构的共享已成为其提升体育消费者体验、在存量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路径。与此类似,近年来智能体育场馆的发展离不开物联网相关技术的成熟,由此凸显了科技创新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

  第二,智能体育所提供的即时性体育服务,有效丰富了体育商业模式。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交易流等在经济时空中进行重新组合,是依托于数据和互联网运行的平台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的最大不同,通过对消费行为、商业模式的重塑,将释放更大的商业价值。5G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各类体育信息即时传输的稳定性,使即时性体育服务成为可能,深刻优化并改变了体育商业模式。例如,即时上传、分析、共享运动健康数据使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运动健康指导、运动健康食品等各类增值服务,拓展了体育消费的广度;而数据在平台的积累也极大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黏性,提升了体育消费的持续性。智能体育也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例如有研究发现,使用智能化的虚拟现实设备可使体育参与者增加运动参与的临场感,并增加参与者对该运动项目的认知,这彰显了以智能设备作为入口培育体育消费意识、发展运动项目产业的广阔商业空间。

  1.3 智慧体育的发展特征

  智慧体育是综合应用各类新兴技术,通过整合体育及相关领域资源提升体育服务质量、构建体育生态、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分析智能化与智慧化的关系可对智慧体育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时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更加强调对技术的综合系统应用以及决策结果的产生。可见,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为体育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决策支持是智慧体育的主要发展特征。

  第一,综合信息平台是智慧体育发展的必备要素。综合信息平台具有发现行业和部门间的关联、洞察行业发展趋势、统筹优化资源配置等巨大价值,这些特征在智慧体育发展中也充分显现。例如,上海市体育局在游泳场所安全监管问题上,依托上海市大数据资源以及“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平台,构建由体育消费者、游泳场所、体育部门、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智慧监管平台,打破了部门间的协作障碍,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提升了消费者对游泳场馆的信任程度,在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极大促进了游泳健身消费的持续健康发展。以综合信息平台为基础构建的智慧体育发展生态较传统体育具有外延更大、开放性更强等特征,为体育内外部资源充分整合、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调研显示,目前已有多个省市着手建设运动健康产业大数据中心,以此推动健身休闲业的纵深发展,为体育用品制造、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活力。

  第二,智慧体育所提供的决策支持对推动体育发展意义深远。在信息化时代,纸质材料电子化带来的是工作效率和便捷性上的提升,但对决策本身的影响较小;而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与体育的深度融合,智慧体育的意义已不仅局限于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和决策结果的准确性,而更多在于得到更加多维、丰富的决策内容,以推动体育产业乃至体育高质量发展。在体育赛事领域,赛事模拟服务系统(Events Simulation Service,ESS)将大型体育场馆各类设施设备的参数整合并进行线上模拟,可在赛前实现对体育赛事的预演,及早预测赛事运营中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等问题和风险,并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将有效提升赛事运营效率、降低办赛风险及赛事可能为城市带来的负面效应,进一步释放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又如,全民健身智慧平台可根据城市场馆运营数据、赛

  事组织数据、赛事参与数据等形成对体育市场饱和度、体育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帮助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引导体育产业发展。可以预见,伴随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智慧体育能发挥更加有效的决策价值。

  2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区别辨析

  综合比较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特征,发现三者在发展侧重点上存在一定区别。以不同发展侧重点为引领,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逐步形成了体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多个方面。

  2.1 数字体育强调体育与数字技术融合的理念

  数字体育的发展重点不局限于体育发展的某一特定环节或领域,而是一种渗透到体育发展全过程和全领域的发展理念。只有各类主体充分意识到数字化为体育发展带来的革命性作用,将这种理念代入体育发展的各方面,才能促进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匹配,使体育的发展成果惠及青少年等更多人群。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文件加快向各类主体渗透数字体育的相关理念。例如《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将数字化作为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全民健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推进全民健身管理方式数字化;又如《浙江省数字体育建设“十四五”规划》计划在“一平台、一仓、一网、四应用”的数字体育发展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框架与体育公共服务、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体育赛事服务、体育产业创新管理的深度关联,谋求数字赋能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各类主体的数字化意识也是推动数字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杭州马拉松通过3年工作实践积累,将跑者运动数据、现场设备数据等整合,形成统一平台,打造成以服务跑者为核心的数字化马拉松赛事,其参赛体验、安全保障水平较之前取得全面提升,赛事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对全国乃至全球马拉松赛事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充分体现了办赛主体主动参与数字体育发展的关键作用。

  2.2 智能体育注重高科技智能硬件的研发

  各类实践充分表明,高科技智能硬件的研发是智能体育发展的核心所在。当新兴科技与硬件设备充分融合,并能够有效填补居民体育需求空白时,该智能硬件才将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等各流程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带动智能体育乃至体育总体的发展与变革。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我国科技总体实力快速提升,对“卡脖子”难题的攻关、突破与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可以预见,新兴科技进入体育领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智能体育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凸显。与数字体育相比,智能体育发展更多关注微观产品与服务,加强政策支持与鼓励是体育部门推动智能体育发展的有效路径。

  2.3 智慧体育注重各类体育科技成果的整合应用

  与智能体育相比,智慧体育的发展视角更加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也更加强调借助科技手段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中各要素的连接。智能体育的高科技硬件是实现智慧体育的必要条件,智慧体育能动地解决体育发展问题是智能体育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体育场馆智慧化发展为例,其目的并不仅是通过简单的设备升级提升某项工作流程的效率,而是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契机,将体育场馆的管理者、消费者、设施设备等有机连接、整合汇总,形成以数据信息为核心驱动力的工作流、业务流,有效优化体育场馆的基础服务、核心服务、拓展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有效提高场馆人员管理、数据管理和外部管理的水平,使体育场馆在助力体育赛事举办、优化公共体育服务、创新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带动体育场馆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正因为智慧体育的发展侧重,其发展更加需要体育部门的统筹协调,以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打造全市统一的智慧体育服务平台”,以此提高体育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水平,促进体育发展管理模式重塑。

  3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分析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三者之间既存在差异又相互统一,即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高度契合,这也为从总体上提出推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举措奠定了基础。

  3.1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即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体育需求。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有效体育供给不够充分,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是填补此缺口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可有效满足人民对服务型、参与型体育消费的需求。当前人民对体育的消费正由传统实物型向服务型与参与型体育消费转变,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能够有效实现软硬件联动,将相关信息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传递给体育消费者,使其更加了解所需服务型、参与型体育消费产品,进而促进体育消费需求的释放和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能够推动人民参与运动促进健康相关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运动促进健康的重要作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以采集消费者身体健康数据为起点开展相关服务的特性,天然地拉近了运动与健康之间的距离,可极大提升消费者参与运动促进健康相关活动的便捷性,加快推进体卫融合。

  3.2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可促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结合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结合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将有效提升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供给侧,依托消费者个人运动健康数据而产生的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将大幅提升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同时,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也能将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多个业态紧密连接,并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业态融合,丰富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类型。在需求侧,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等可通过对各类运动健康、体育消费数据的实时分析,了解居民体育需求的变化情况,以帮助政府部门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企业及时调整研发与营销策略,提高体育产业供给侧效率,进而形成供需两侧的动态平衡。

  3.3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能加快推动

  体育产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也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质量变革方面,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可赋予体育市场主体更多科技元素,帮助体育市场主体累积各类体育数据与信息,形成企业竞争的技术壁垒和数据壁垒,进而从总体上提升企业质量,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效率变革方面,政府部门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应用可使其更好了解体育发展的宏观趋势,通过应用各类公共管理工具,优化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聚焦细分领域,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为加强体育市场监管整体效能提供了可能,例如应用大数据技术可实现对体育领域投诉信息的实时跟踪分析,及早发现体育市场的监管漏洞与风险点,降低体育消费者在体育参与中受到侵害的风险,维护体育市场发展秩序,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效率。在动力变革方面,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将高新技术引入体育发展中,提升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构建出更加完善的体育产业链条,可推动体育产业形成以科技创新要素为驱动的良性发展循环。另外,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发展中对居民体育需求的即时、精准分析,也将使体育消费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进一步释放产业发展潜力。

  4 推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主要举措

  综合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各自特征,以及三者的联系与区别,提出以下4方面推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主要举措,以期形成体育与科技发展合力,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支撑。

  4.1 夯实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基础

  先进设施设备、数据信息平台、科技创新能力等是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基础,而目前这些要素的配备尚不足以满足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需求。第一,应统筹做好体育场馆的升级改造和建设工作。在存量方面,要加快推进体育场馆5G信号覆盖,因地制宜为大型体育场馆、中小型体育场馆等不同类型场馆设计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升级方案;在增量方面,应规划打造一批智慧体育场馆,加快建设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道、智慧体育公园、智慧健身中心等智慧化健身场地设施。第二,应加快完善各类体育数据信息平台的建设。例如,集合体育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等内容的全国性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已于2020年正式上线,各省市应结合现有平台建设情况与运营经验,加强各级信息服务平台之间的联系,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模式,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支撑。第三,要加快构建具有引领作用的、融合科技元素的体育消费场景。例如成都市体育部门结合市民体育消费需求构建了110个、覆盖8种类型的体育消费场景,在促进体育科技企业参与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和运用的同时,也推动了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业态的深度融合。第四,应持续开展体育科技创新工作。为运动体验带来持续提升是全球消费者持续选择购买可穿戴设备及其相关服务的核心原因,故各类主体应持续注重科技创新以不断满足消费者的体育需求。科研机构应深入研究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发展带来的综合效益以及5G、VR、AR、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助力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发展的可行路径,以此为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4.2 构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

  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相关政策文件的区分度不高,阻碍了三者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三者不同特征,规划差异性发展模式,进一步明确体育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企业等各类主体在三者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构建特色化的政策支持体系,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数字体育而言,体育部门应统筹协调,加强数字化理念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企业等各类主体中的渗透,推动数字体育实践不断涌现,从总体上推进数字体育的发展进程。例如,《浙江省数字体育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健全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和创新体育产业服务管理模式的总体设计,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定位与任务,为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数字体育建设提供基本保障。就智能体育而言,体育企业的创新探索则更为重要,应鼓励各类企业加大在智能化发展方面的研发投入,鼓励体育用品企业研发家庭化、智能化运动装备器材,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体育部门应给予企业多样化的政策支持,例如可以进一步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加快建设体育大数据应用实验室、智慧运动健康实验室等各类协同创新中心,为智能体育发展提供更加充裕的载体空间;可以加强对智能体育及相关领域专利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推动形成更加丰富多样的运动场景。就智慧体育而言,体育部门的统筹规划更为关键。体育部门应加快制定智慧场馆、智慧体育公园等领域的建设计划,构建基本技术框架,加强与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企业的合作,共同推进智慧体育发展,规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同时,标准化建设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质量起到决定性影响。近年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等主体相继探索出台了《智慧化健身场所技术规范》(T/CSGF004-2018)、《大中型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和管理规范》(DB33/T2305-2021)等标准文件。相关标准制定主体应持续关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趋势,加快编制智慧场馆、体育赛事信息化、智能体育设备、数字运动项目等关键领域的标准规范,进一步健全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标准体系。

  4.3 破解数据信息流转障碍

  不论是数字体育、智能体育,还是智慧体育,其发展的根本都是数据信息的快速、准确流转,但当前各类体育系统、平台、数据库在建设时缺少标准,造成“信息孤岛”问题频发,各平台内数据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区域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合力。相较于其他行业,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起步较晚,可多借鉴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及其他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过程的经验。第一,政府部门应加强与市场主体的交流,向市场主体开放更加全面、即时的体育发展数据,帮助市场主体从不同角度挖掘市场信息,进而提供更加契合产业发展趋势的产品与服务。近年来各级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为政府体育数据的开放提供了良好的载体,体育部门应与大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协同联动,明确体育类数据共享的规则与工作机制,从根本上提升各类数据信息流转的效率。第二,应当鼓励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共享相关经营信息,帮助政府部门清晰了解体育产业发展情况,从而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文件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三,应当鼓励不同地区体育部门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工作,以此推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的区域联动。例如2020年9月成都市体育局和重庆市体育局签署的《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议》提出了推进双城体育大数据共享的要求,为成渝两地共享公共体育服务设施、推进竞技人才培养提供良好基础。第四,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公安、应急管理等与体育发展相关的部门也应积极加入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的发展中,打破相关部门间的数据信息壁垒,推动各类数据与资源的共享,使体育与更多领域相连接,并产生更大的综合效益。

  4.4 提升体育数据信息安全保护能力

  侵犯数据信息隐私和平台经济垄断已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各类数据的采集运用和对数据平台的依赖,若在其发展过程中忽视对各类体育数据信息的安全保护,则极有可能出现违规采集、利用数据,滥用平台垄断地位等行为,资本、消费者等各方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信心也将大幅降低,不利于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支持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应对数据信息安全保护予以足够重视。在宏观层面,数据隐私和平台垄断问题不是体育领域独有的问题,体育部门应联合市场监管、大数据等相关部门构建协同监管机制;在微观层面,应结合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特征以及各类数据采集的规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规章制度,明确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在数据采集、汇集、应用等各个环节的原则,并对滥用平台垄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解释说明,推动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健康有序发展。

  5 结束语

  在“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持续深化科技创新成果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加快推进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体育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主体需积极转变理念、打破制度壁垒、注重成果转化,逐步构建、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与体育产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的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新模式。三者的发展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聚焦数据信息平台构建、体制机制设计、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以此为数字体育、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摘自:黄海燕,刘蔚宇,陈雯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数字体育、智能体育、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思考——《体育科研》,2022.01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和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将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开启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新征程。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科学研判中国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这就需要以新理念、新思维系统谋划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科学应对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研究文献,聚焦新发展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难点问题,访谈了国内竞技体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剖析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和主要成因,提出优化竞技体育发展的举措和方略,为谋划和推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1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

  1.1 多重矛盾交织叠加,体制机制缺乏活性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战略转型和成绩提升的双重压力,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难点、痛点问题,在诸多方面面临许多新矛盾、新挑战。

  (1)单项运动协会改革与成绩提升的矛盾。短期内我国运动项目协会改革试点工作并未取得理想成效,主要原因是担心改革后可能出现项目管理混乱、比赛成绩下滑等问题。协会在项目管理上可能会强化竞技体育的衍生功能,即满足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在项目发展上的需求,而弱化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单项运动协会管理的柔道、摔跤、拳击、跆拳道、空手道5个交手对抗项目一金未得,足球、篮球等项目成绩严重下滑,这给协会改革带来更大压力。客观而言,竞技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训练,尤其需要影响运动训练过程的内外因支持:内因主导着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踊跃置身于运动训练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外因引导着运动员及教练员团队投身运动训练活动的积极性。协会改革的内因与外因共同影响运动项目水平的提升。

  (2)职业化改革与专业化体育发展的矛盾。服务市场的职业体育与“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的矛盾,往往会降低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活力。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行运动项目职业化改革,这是专业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西方国家体育职业化发展不同的是,我国职业化体育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竞技成绩下滑问题,2020年东京奥运会达到历史低点。客观而言,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带有明显的奥运战略烙印,在发展目标、管理体制、赛事运营等方面与西方职业体育存在显著差异,在专业体育“为国争光”战略目标主导下,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缓慢。同时,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需要经受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短期下滑的严峻考验,这也是职业化改革与专业体育产生矛盾的交汇点。

  (3)体教融合人才培养的行政壁垒矛盾。长期以来,体育和教育部门在体教结合、体教融合推动上合力不足,行政壁垒难以打破。体育系统内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运动员的升学、就业、退役安置等问题无法得到切实解决,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教育系统内学生体质状况不佳,不利于优秀竞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发力,但体教融合文件出台后,依然存在两大部门协同性不够,体育改革与教育发展出现隔阂与掣肘等问题。在新发展阶段,按照“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原则,打破纵向分割、横向封闭的行政壁垒将成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2 改革任务困难重重,融合发展能力不强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将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代,体育工作特别是竞技体育发展也将进入提质增效的改革攻坚期。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困囿,导致竞技体育融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不强。

  (1)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县级层面体育行政部门基本与文化旅游或教育部门合并,市级层面有部分体育行政部门也完成合并重组,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还有所保留。这一改革使得原有一贯到底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特别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条主线被割裂,举国体制面临新的考验。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和省级层面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能否存续,现有改革带来的行政管理不畅、管理效益下降、人才培养动力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将成为困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

  (2)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为足球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篮球、排球等项目协会改革相继拉开帷幕。截至2019年,已有21家单项运动项目协会完成脱钩,有68家协会处于“拟脱钩”状态。在新发展阶段面临2个选择:一是坚持“应脱尽脱”改革原则,加快推进竞技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二是坚持行政主体地位,把事关国家荣誉的各项目国家队交给项目中心管理,推动项目中心与协会完全脱离。这2个选择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都会带来新的困难和矛盾,如果不能科学处理,可能会影响竞技体育参赛目标的达成。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全民健康、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传统学校(中小学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业余运动体校)—省市专业队和国家集训队“三级训练体制”和政府主导下的“一元培养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调动社会、市场、家庭等多方主体以及教育领域的积极性,与目前国家全面推进的体教融合诉求存在矛盾,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革,提高优秀竞技人才培养效益。

  1.3 路径依赖依然明显,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的双重任务,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在新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任务就是积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竞技体育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发展转变,从局部超越、争光为先向全局协调、以人为本发展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主要依赖政府行政手段,这种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保障要素驱动的“被动性”发展模式,属政府单一主导模式。在举国体制保障下,存在资源配置上的路径依赖,主要通过国家主导下的要素投入实现资源配置,尤其是以为国争光为轴心的奥运战略强调资源集中投入的粗放型发展,竞技体育资源转化不充分,单位资源投入竞技体育的产出率不高,实现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依靠外延式扩张和规模式发展可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依靠政策支持、科技助力、制度创新、组织保障等创新驱动要素发展的动力急需提升,短期内难以实现政府指导下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竞技体育的新发展格局。

  1.4 数字赋能水平不高,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科学技术是竞技体育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潮流,只有以创新思维加速推进竞技体育科技驱动,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赢得制胜先机与优势。面对全球竞技体育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和国际环境复杂性的不断加剧,我国竞技体育科技驱动力量依然比较薄弱,科学训练水平不高,训练参赛与科技助力下的科学化、智能化要求不适应。主要体现在:运动训练的科学化保障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调动各类人员参与科技助力工作的积极性,传统、经验式训练仍然占主导,训练参赛科技保障效率不高;现代科学技术与运动训练结合不够紧密,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未被全面引入竞技体育领域,“科技引领”行动和智能化场馆升级改造不系统,训练器材、运动装备和仪器更新迭代不及时。在新发展阶段,广泛运用科技引领竞技体育发展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上,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全球运动训练已经迈向数字时代,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国要积极谋求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突破,提升竞技体育发展效率,打造竞技体育新的增长极,以点带面促进竞技体育全方位、可持续发展。

  1.5 竞技实力博弈日趋激烈,训练参赛风险不断增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国家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赛场博弈加剧,21世纪以来美国奥运奖牌总数呈不断攀升之势,由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93枚增长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113枚。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团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仍以39金稳居金牌榜第一位。日本、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竞技体育也不断崛起。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体育局(UKSport)”专门机构,2002年制定了“军令状战略”,在悉尼、雅典、北京、伦敦、里约、东京奥运会中,英国代表团奖牌榜排名一路飙升。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制定了“铃木计划”,强调实施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新体制,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竞技成绩已趋近中国(1990年以来差距最小),时隔24年,再次排名亚洲第二。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充分发挥东道主优势,夺得了27枚金牌(超过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总数)。俄罗斯为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优异成绩,打造“强政府”模式,出台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2016—2020年青少年体育发展计划》等政策。此外,即将举办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法国,不断强化政府作用和高科技支撑等,其上行势头不容小觑。从整体而言,在近4届奥运会上,参赛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奥运奖牌争夺愈发激烈,各国参加奥运会热情不断高涨,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外,随着全球进入非传统安全危机(新型病毒、极端气候、非自愿移民、网络安全等)频发的高风险时代,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竞技体育训练备战和参赛将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困囿的主要成因

  2.1 发展理念制约竞技体育战略转型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比较局限,在思想上狭隘地把竞技体育简单等同于金牌,在行动上把竞技体育看成是少数运动精英参与的活动,在工作上人为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割裂,导致竞技体育功能定位比较单一,锦标主义从国家到省、市、县层层传导。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体育事务管理,最初定位是社团主导型。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通过对各级体育竞赛的引导与规范提升竞技体育水平。1960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制定了“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发展战略,强化竞技体育在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方面的战略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恢复后,国家进一步强化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出台并确定以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2001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后,新一轮奥运争光计划实施,奥运战略主导体育事业“主战场”,保证了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体育学界和业界开始思考竞技体育发展问题,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新理念。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进一步突出了全民健身战略地位,中国竞技体育开始步入全面转型发展阶段。从总体而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事业以奥运争光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才有了重大转变,竞技体育发展也不断从强调“为国争光单向度赶超发展”逐步向强调“多元化协调发展”演进,但受传统发展理念和“路径依赖”惯性制约,竞技体育要实现战略转型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2 发展方式阻碍竞技体育结构优化

  竞技体育的结构性改革是为了解决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制定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由各种要素结合推进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发展评定和发展规范的集合。当前,发展方式落后带来的竞技体育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运动项目结构发展不平衡,竞技体育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结构亟待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还未形成。在结构主体上,既有的全能型政府难以有效包容和吸纳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更难以将它们置于发展主体的位置,竞技体育内生动力能量供给低效。在结构布局上,由行政手段主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需求引导的灵活配置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叠加合力和效能不强。在结构目标上,片面追求结果性评价的现象依然存在,需要积极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动态性过程性评价、探索与“自我”纵向比较的增值性评价,以此健全我国竞技体育综合评价体系。在结构层次上,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结构不协调,影响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阻碍竞技体育集约、均衡和创新的核心目标的达成。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主要围绕集约、均衡和创新三大核心目标推进,主要解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和质量效益提高等结构性问题。在访谈中,钟秉枢教授认为,原有的举国体制在东京奥运周期被分化瓦解,新阶段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重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2.3 发展机制制约职业体育改革进程

  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元素,尤其在数字化、全球化成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以数字赋能职业化体育新样态将成为促进竞技体育乃至整个体育事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撬动点,引导和推动其他项目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向职业化发展,改革的初衷是创新国家集中管制模式,向多主体协同共治、善治新模式转变,形成职业体育为竞技体育“造血”的驱动发展方式。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竞技体育职业化与举国体制存在冲突,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矛盾突出,职业化不适应我国体育体制机制惯性,竞技体育的职业化程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度职业化趋势不适应,已经开辟职业化发展道路的竞技体育项目对原有的国家队集中管理模式造成阻滞;有些项目的职业化改革引起运动水平大幅下滑状况,如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三大球”项目男子队伍未能获得参赛资格,女足、女排和女篮表现历届最差,与美国等体育强国的三大球项目水平差距进一步增大。究其因:一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尚未形成完善的职业体育法规体系,职业体育保障机制不健全,制约了职业体育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缺少符合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顶层设计,国际职业化模式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竞技体育的职业化程度与市场经济下高度职业化趋势不适应,导致职业化过程异常艰难。不容否认,职业化改革将成为赋能中国竞技体育竞技水平、经济效益、社会声誉并行发展的动力。

  2.4 发展模式影响竞技人才多元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采取国家行政主导下的体校模式,体育系统是优秀竞技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体育、教育、社会、协会、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模式尚未形成。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育后备人才萎缩严重,尤其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成为竞技体育强国建设的掣肘。应该说,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国家行政主导下“三级训练网”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由于过分关注“夺标”而忽视“育人”,运动员难以适应社会对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退役运动员在系统内工作岗位少、系统外工作不适应等矛盾日益加剧,“三级训练网”单一模式已失去了生存与发展土壤。旧的培养体系已破,新的体系尚未建立,严重影响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经验,但发展过程中尚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如培养模式单一、培养主体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等。随着基层体校数量的日益萎缩,三级训练体系优势逐渐消失,新型培养主体在后备人才培养中力度不强、成效不足,市场依存度不高、社会力量介入不够,教育系统参与后备人才培养动力不强、高校教育资源发挥不足,很多大学成为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的“保障单位”,由向外输出人才转为逆向输出人才。多元主体参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协同模式效率较低,各主体之间壁垒丛生,无法形成育人合力。

  2.5 发展条件阻滞科技赋能增效

  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相比,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条件依然比较落后,主要体现在新科技、新材料、新技术等先进设施和条件并未有效融入运动训练全过程,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不高,科技驱动力量还比较薄弱。相反,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学训练理论支撑体系和科研攻关服务平台,科技已走出实验室,与优秀后备人才选拔、训练、竞赛、复合型保障等紧密结合。竞技体育是以挑战人类潜能为终极目标的实践活动,是科技与人文元素涵盖最丰富、科技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每次竞技手段的创新、运动纪录的刷新无不与当时最前沿、最全面的科技元素息息相关,这说明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科技支撑作为基础条件。在通常意义上,精英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独有的“产品或商品”,正因如此,竞技能力也成为引爆职业体育高速运转的“高浓缩燃料”。运动训练是提升竞技能力的最有效途径,运动员从训练启蒙到奥运夺冠成才率不足0.5%,运动训练的全要素、全周期都急需科技引领驱动。近几届奥运会英国的成绩快速提升,主要原因是科技引领运动训练的持续发力。当前,我国各级训练单位依然多局限于传统的训练备战方式,运动训练总体科技贡献率不高。加之竞技体育科技资源整合不足,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缺乏、科研人才短缺,导致科技引领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不强,这是目前竞技体育“补短板”最重要的任务。

  2.6 发展环境限制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不足,明显与世界大国形象不相适应,与国家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新格局不相匹配,如在3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我国的参与率只有51%,且只有1人担任主席,这导致我国无法有效参与国际赛事规则制定,影响了国家体育利益。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不足既与国际地位和运动成绩相关,也与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存在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密切相关。近年来,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增强奠定了话语表达基础,体育强国战略优化了话语表达环境,体育全球化提供了话语表达平台,但我国体育的话语权威性和话语内容的质量亟待改善。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低迷,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不安全因素的威胁持续蔓延,原有的体育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国际体育秩序可能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②世界各国更加注重竞技体育综合功能和多元价值的发挥,将国际体育赛场作为综合国力展现的重要平台,对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性日趋增强,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竞技体育的发展成为主流,各国竞争日趋激烈,对我国国际话语提升提出了挑战。③国家新型外交战略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扩大国际话语权已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和良好形象的选择。

  3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困囿的纾解方略

  3.1 创新发展理念,发挥竞技体育示范引领效应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竞技体育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将“大竞技”新理念贯穿到发展全过程,实现竞技体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大竞技观即兼顾体育发展内外系统辩证统一的发展观。从外部看,竞技体育是实现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健康中国互动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内部看,竞技体育是推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外交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鉴于竞技体育在体育发展内外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外交的诸多显性关联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应树立新发展理念,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支点,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示范引领作用,实现“大竞技观”生态落地,即“缔造竞技体育引领示范—激发全民运动参与活力—促进全民健康/带动体育产业/丰富体育文化/扩大精英运动人口基数”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进而为经济助力、为社会赋能、为文化添彩、为国民增寿。

  为保障“大竞技观”生态落地,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快推动修改战略规划、体育法规和政策制度。以体育法规修改为例,现行《体育法》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并列,独立设为一章,但其内容局限于运动员从事的高水平竞技体育。这种章节安排否定了广泛存在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中的竞技现象,由此引致的法律适用障碍是竞技体育章节法律条文仅包括部分高水平竞技运动,而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中的大量竞技活动无法可依。竞技体育面向的是所有社会大众:就活动本身而言,它是一种需要技能、谋略和运气,依靠体能进行的竞争性体育活动;在组织层面上,它是制度化的游戏,涉及组织、技术、战术和教育等多维度;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它是一种社会规则,参与各方在竞技运动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场景,各方参与程度与方式各不相同。竞技运动与游戏一脉相承,竞技体育是以竞赛为基本形式、以取胜为基本目标的体育运动方式,具有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多元功能,可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中广泛开展。高水平竞技运动仅是其中的一种,其受用主体只限于少数天赋卓越的运动精英,与以健康、娱乐为表征的社会体育,以教化、培育为目的的学校体育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兼容关系。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完全可以运用竞技运动方式实现运动效果。至于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业性体育活动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职业性体育活动,虽各有其独特运动规律,但均具有追求高水平运动成绩的共性特质。

  3.2 创新备战模式,全力完成奥运参赛和办赛任务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奥运参赛办赛双重任务,这也是竞技体育发展最显性、最具检验力度的硬性指标。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夺得38枚金牌、88枚奖牌,是一次成功的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明确将14个男女组别的举重项目调整为10个,我国的优势项目男子50km竞走和帆板将被取消,体操规则将被调整。特别是在3年时间内,要完成北京2022年冬奥会参赛办赛任务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任务,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访谈中,胡亦海教授认为,组织好备战和参赛2个内容,要在科技攻关的同时,强化项目攻关,注重省级层面的系统训练以及加强赛区信息的收集。在我国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5年,在竞技体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应抓住自身优势,创新备战模式,高质量完成奥运会参赛和办赛任务。

  (1)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我国举办的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赛事,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应全力推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办赛参赛工作:①聚焦“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做好顶层设计,全面实施备战参赛“两纲三划”,形成国家主导下的系统备战;②大力推进开放备战、共享备战,强化备战参赛工作的社会化水平,调动社会、俱乐部、高校以及各类企业等参与备战的积极性,打造多元备战新机制;③加强对冬季运动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和训练基地建设,“恶补”冰雪运动短板,扩大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规模;④精细化组织办赛参赛任务,做好运动员精准选拔、科学训练和重点保障,提升备战体系化服务保障水平。

  (2)2024年巴黎奥运会是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我国参加的重大国际比赛。因此,应充分借鉴2020年东京奥运会参赛成功经验,制定备战奥运会计划,部署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根据中国奥运会冠军参赛年龄特征分项群和性别遴选备战运动员:①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与格斗对抗性项群属于“老将占优”的奥运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21—24岁的运动员;②技能难美项群属于“小将当道”奥运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男子17岁左右、女子13岁左右的运动员;③隔网对抗、快速力量、体能速度与体能耐力等属于相对“适应灵活”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18—22岁的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应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尽早研制重点项目3年周期的备战计划,力求通过跨学科的科学理论指导训练实践。

  3.3 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新型举国体制”的综合效能

  国际竞技体育的政府主导型趋势日臻强化,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需求不断增加,再加上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所引起的体育秩序与赛事格局重组等,这些新情况都要求今后我们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事实上,东西方曾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竞技体育发展路径,东方的大政府以行政化主导与西方的大市场以社会化主导,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又都面临高质量发展瓶颈,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两种体制机制的治理效能差异显著。萨马兰奇曾指出,“我们并不想阻止商业化,因为我认为商业化对体育界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所要避免的是将商业利益置于体育之上,体育必须由体育官员来管理,必须由体育界人士来管理,决不允许体育赞助人主宰体育”。放任市场自由的商品经济与集中行政管制的政府干预是辩证统一体,市场是行政管制基础上的市场、行政是市场自由基础上的行政,把握二者的动态均衡,以符合实际国情、适应多元主体需求才是根本。在访谈中,钟秉枢教授认为,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跨单位跨部门“新型举国体制”体系,将政府、社会、市场的力量有机衔接。因此,应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在总体上,释放政府、社会、行业与市场等多元主体活力,激活教育、医疗、科技、外交等多方潜能,整合竞技体育发展力量。

  创新体制机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①凝聚多元主体,勠力同心办体育。从单一地举体育行政系统之力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办体育的格局,校园比赛、青少年比赛、专业比赛、职业比赛多头并进。举各级各类行政之力优化竞技体育社会治理,不断推动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导多元主体共同打造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进而把治理效能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满意度和获得感。②优化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推动职业体育赋能增效。在访谈中,田麦久教授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运动项目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项目结构优化上要强调扬长补短,扬长补短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要协同推进。因此,要大力推动奥运与非奥运、夏季与冬季等运动项目均衡发展,在提升优势项目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着力提升基础项目、集体项目、“三大球”、冰雪项目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要借力职业体育赋能增效,进一步推动“三大球”、乒羽网、马术、冰球、高尔夫球等项目的职业化发展,鼓励和支持棒垒球、橄榄球等项目走职业化道路,设计中国特色职业化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3.4 创新培养模式,探索体教融合育人新路径

  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质量是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循人的成长成才规律,将运动员作为具备高水平运动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培养。体育不仅可以训练技能、传授运动知识,而且还可以培养体育意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念、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等。但是,受运动训练过程、目标任务等教育教学方式限制,一些涉及高层次运动教育的深度理性认知内容,往往难以很好地教化运动员并固化为“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习得与养成必须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要贯穿到各学段,融合到各学科,最后体现在各层级运动员身上。对照传统“三级训练网”,运动员所面对的训练课情景过于单一,体育学科教育体系尚未成型成熟,更谈不上利用其他教育教学情景来培育“核心素养”。因此,体育与教育部门“一体化”推进“体教融合”,无论对于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还是对于扩充后备人才数量、夯实人才培养质量方面,都切合人才成长、成才规律。在访谈中,姚颂平教授认为“体教融合”应该从两方面加强:一方面加强学校竞技体育,推动学龄运动员培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加强体校建设尤其是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建设。

  在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要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扩充体校培养单一方式,扩大体育系统有限的人才培养渠道,提升综合型后备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树立开放融合的治理理念,让不同部门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通过相互配合实现优势互补,积极对接社会、对接市场,推进更多主体参与。①建立多主体互动机制。推动传统项目学校、体校、普通学校之间人才融合培养,选取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学校,整合体育与教育的互补优势(如体育部门的训练设施、教练员、管理水平、后勤保障等,教育部门的教育水平、教师、学业教育、跨学科科研保障等),共同打造优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示范点,并完善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配套适用的体能训练设备设施,积极向周边人群免费开放、共享共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少年参与体育健身、训练启蒙与成长。另外,支持一批有条件的高校、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体校组建高质量青少年训练中心,配备复合型教练员保障团队,为更高运动水平青少年运动人才成长服务,培养优秀青少年后备人才。②建立一体化赛事体系。坚持多系统上下贯通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完善体育、教育系统参与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一体化融合机制,多方共同制定和完善赛事并轨后的参赛资格、成绩标准和等级认定制度,理清不同赛事的归口部门,做好赛事运动等级评定等工作。③建立规范化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打造衔接有序的青少年俱乐部竞赛、训练和培训体系,完善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学校体育、运动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育人实效。

  3.5 创新科技引领,通过数字化转型启动竞技体育变革新引擎

  当前,我国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阶段,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革命,数字革命的本质是以数字为基础和结构重新定义一切,是一种决策革命和工具革命。新冠疫情倒逼催生的“线上”模式成为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全球面临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智能化升级。

  面对竞技体育的诸多困囿,应在数字化浪潮中获得新的解决方案,开拓新的增长极。①推进大赛保障数字化转型。大数据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复杂性科学,其具有特色的方法论特征也给通过复杂性科学解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引领运动训练的工作涉及建立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训练、科学研究和科技保障于一体的高质量“科技冬奥、科技夏奥”保障体系,需要控制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多重、异构、混杂等特征,亟待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建议建立大型赛事科医保障营工作机制,提升训练、竞赛科学化水平。②推进训练过程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可以将运动训练实践(物理世界)中任何复杂系统的超维度信息实时映射到数字世界,进而利用数据、算力、算法对复杂训练问题中的诸多要素和过程进行状态描述、原因分析、结果预测、科学决策,保证最小化运动损伤和最优化训练适应,为科学、实时、有效、个性化地组织训练提供了更大可能。建议基于“整合分期”理论模式的数据框,以生成集合的数据为支撑,科学分析,指导运动训练过程和参赛工作。③推进管理方式数字化转型。“放管服”是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优化服务、激发动力是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发展和运动项目管理改革的时代之需。借鉴浙江省利用在线协作、数据共享的数字技术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成功经验,竞技体育同样需要以政府主要体育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为基础,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治理新模式,实现组织架构逐步趋向集约化、扁平化,进而打破认知、体制、技术、法律以及管理壁垒,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形成整体性政府,推动降低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办竞技体育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结束语

  我国面临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迈进体育现代化征程的关键时期,更是中国竞技体育全面提升为国争光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窗口期。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承载着新目标、新追求,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分析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科技驱动为引领,以实现奥运成绩提升为目标,以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发展路径。这对于发现中国竞技体育提质增效赋能的关键着力点,强化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推动竞技体育在建设体育强国中作出新贡献都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自:杨国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01

  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项目特征比较分析

  奥运会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竞技体育舞台,因其举办周期为四年一届,所以世界各国对参加奥运会格外重视。其中奥运会奖牌获得数量反映着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因此奥运会的奖牌获得数量是世界各国的关注热点。2020东京奥运会已经顺利闭幕,奖牌榜前三名的有美国金牌39枚、奖牌113枚,中国金牌38枚、奖牌88枚,日本金牌27枚,奖牌58枚;美国在最后一天反超中国取得第一名,而日本成绩明显超越里约奥运会实现全方位的突破,实现了“金牌数进入世界前三名”的东京奥运会目标。本研究以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金牌数、金牌项目、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中美日三国的奖牌数量特征、获奖项目特征、项群特征、男女获奖特征等,找出我国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水平提供参考。

  1 结果与分析

  1.1 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数量的总体特征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共获得38金32银18铜,美国获得39金41银33铜,日本获得27金14银17铜。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原定于7月24日在东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迫延期到2021年7月23日,对于世界各国备战东京奥运会并冲击奖牌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外在因素都是不定的,只分析本次奥运会现有奖牌进行对比和分析。美中两国的金牌数量仅1块之差,并处于金牌排行榜一、二的位置,日本则偏弱,与中美相差10块左右的金牌数量,从竞技集团来看,三国处于同一集团,处于金牌榜的前三位置,竞技水平没有被拉开太大差距。日本本次举办奥运会,达到“金牌进入世界前3名”的目标,在金牌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再一次续写了“东道主效应”。

  近5届奥运会,中美日奖牌数量和变化特征都有高起起伏的状态,中国和美国无论是金牌还是奖牌数量都呈现有升有降,但中国波动比较大,美国的波动较小,相对比较平缓,日本则是处于先降后升,在近两届奥运会的增长幅度较大。(图1、图2略)

  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中国在奥运会上夺牌起伏不定,金牌从32枚增到51枚,再减到26枚,再到东京奥运会的38枚,奖牌从63上升到100枚,再减到70枚,又上升到88枚,整个过程是先增后减再增;美国金牌从35枚升至46枚,再减到39枚,奖牌数量从103枚升到110枚,减到104枚,又升至121枚,再到东京奥运会的113枚,提升和减少的波动不大;日本金牌从16枚减到12枚,再到27枚,奖牌数量从37枚减到25枚,再升至58枚,保持一个平稳上升的趋势。

  1.2 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大项分布特征

  本次奥运会共有33个比赛项目,共计339个小项,其中新增空手道、棒垒球等5个比赛项目。中美日在各项目中获奖分布不均(表1略),其中举重、体操、击剑、游泳等8个项目是相同的,其中获得金牌的项目是游泳、体操、击剑等3个是相同的。从中美日获得奖牌项目数量来看,依次为17个、22个、19个,可见日本居中、美国最多、中国偏少。

  1.2.1 中国跳水、游泳、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夺金点多,跆拳道、女排下滑明显

  中国奖牌涉足17个大项,共计12个大项取得金牌,其中在射击、跳水、体操、举重、游泳和乒乓球五个大项中表现最为出色。中国射击队以4金的辉煌战绩,雪耻了里约奥运会1金的成绩,射击运动员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其他4枚金牌全部由00后小将夺得,创中国射击队历史;本次中国跳水队发挥稳定,稳稳实现金牌战略,老将曹缘连续3届夺冠,14岁小将全红婵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金牌,中国体操队顶住上一届奥运会“无金”的压力,本次奥运会豪取3金;中国举重队派出8名队员参赛,在举重大项中以绝对优势取得7金完美收官,谌利军以总成绩332公斤的成绩打破奥运纪录夺得男子67公斤级冠军;游泳队在缺少孙杨及老将的情况下,由汪顺、张雨霏扛起游泳队大旗,打破上一届奥运会只有1金的局面;乒乓球在首金爆出冷门后,其余4金则是稳收口袋,其中马龙与队友会师决赛,完成了自己的卫冕之路;然而跆拳道、女排等项目日益消沉,东京奥运会中国跆拳道队被誉为“最强阵容”,然而却是屡屡受挫,最后陷入金牌荒,甚至没有一位选手打进冠军战;中国队本次奥运会之旅最大的冷门莫过于女排,也是中国女排历届以来战绩最差的一届。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1.2.2 美国球类集体项目依然强势,游泳、田径受巨大冲击

  美国奖牌涵盖22个大项,其中游泳、田径、体操、射击、篮球、排球、摔跤等12个大项获有金牌,主要支柱是游泳、田径、篮球、排球;美国篮球的世界霸主地位依然存在,本次奥运会中,男篮、女篮,女子男篮3V3三项比赛中美国全部夺金,男子篮球3V3并没有派遣参赛队伍。美国女子沙滩排球拿到金牌,39岁老将终圆梦最高领奖台,致敬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美国女排3-0击败巴西,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但是,传统优势的游泳和田径项目上,受到了巨大冲击,游泳相比上一届里约16金,这届11金退步不小,游泳主力队员德雷塞尔斩获了5枚奥运会金牌,成为泳池内最耀眼的明星。同时德雷塞尔还打破了4项纪录,其中就包括2项奥运会纪录和2项世界纪录;田径则完全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格局,最稳的400米、800米则是被中贝美地区收入高水平选手收入囊中;在其他金牌项目中总体表现中规中矩。

  1.2.3 日本柔道、滑板、乒乓球、击剑表现抢眼,羽毛球发挥失常

  日本奖牌涉猎19个大项,其中金牌分布于10个大项之中。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柔道、摔跤、滑板、棒球、乒乓球等,特别是柔道、滑板、摔跤、体操和游泳表现出极高的水准,击剑男子团体重剑和混双乒乓球突飞猛进,这几个项目成为日本队整个奖牌的主要支柱;柔道大项中,获得9块金牌,占据了金牌数量的1/3,同时柔道也是日本传统优势项目之一,在新设置的大项滑板,取获3枚金牌;日本在乒乓球上下了诸多心血,在新设置的混双单项上逆转中国对取得首枚乒乓球金牌;摔跤、体操、游泳这3个传统优势项目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但羽毛球成绩不尽人意,日本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蓄力五年,结果全军覆没,计划中的5金,变成了1铜,女子双打没有成功卫冕,最有希望的世界排名第一男单桃田贤斗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出局,草草收场。

  1.3 东京奥运会中美日集体项目奖牌分布的特征比较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集体项目中获得24枚奖牌,12枚金牌;美国队在集体项目上获得27枚奖牌,11枚金牌;日本队在集体项目上获得12枚奖牌,4枚金牌(见表2)。中国在集体项目取得12金10银2铜,跳水不愧王牌之师,荣获3枚金牌,乒乓球男女团成功卫冕金牌、羽毛球女双又再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射击混合团体10m气步枪和10m气手枪实现突破,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女子4×200m自由泳接力破世界纪录,勇夺金牌,赛艇、皮划艇实现了新的突破。

  美国集体项目获得10金11银6铜的奖牌,美国篮球3金,男篮在外界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力压群雄;女排首次获得金牌,创造历史,女子沙滩排球也不示弱,同样取得金牌的好成绩;女子4×400m跑、男子4×400m跑两项成功卫冕,表现极为突出;男子4×100m混合接力和自由泳接力均获得金牌;女子水球更是蝉联三届奥运会冠军。

  日本集体项目获得4金5银3铜的奖牌,击剑男子团体重剑突破零金牌的历史;在乒乓球上实现重大突破,混双夺冠,也是日本参加奥运会以来历史上第一枚金牌;棒垒球在日本素有“国球”之称,基础广泛,此次奥运会也是发挥出超强的竞技状态夺得2枚金牌。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中美日3个国家集体项目金牌以及奖牌获得的项目上看,中国队集体项目奖牌主要来自技能类,8枚金牌分布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之中,都属于传统优势项目,在三大球、田径上则是颗粒无收;美国队集体项目奖牌主要来自篮球、排球、水球、田径等,彰显出美国团体对抗性项目的依旧强大;日本队集体项目奖牌主要来自击剑团体、棒垒球、乒乓球双打,其中2枚金牌来自棒垒球,是日本的传统优势项目,剩余2枚金牌均分布在击剑、乒乓球,潜优项目有所突破,但男子体操团体没有延续金牌。中美两国获奖的集体项目主要分布在传统优势项目,在不擅长的集体项目上没有潜优项目的突破和超越,日本的较少的优势集体小项成绩整体有所提升,促使奖牌数量有所增加。

  1.4 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运动员的性别特征

  中美日三国的奖牌分布各自有别(表3略),获奖男女项目及男女获奖人次也有差异,从男女获奖奖牌百分比的角度下对中美日运动员性别特征进行分析。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男子获得金牌14.5枚(占金牌总数的38.2%),低于女子的23.6个百分点,男子获得奖牌38枚(占奖牌总数的43.2%),低于女子13.6个百分点。美国队男子获得金牌16枚(占金牌总数的41.0%),低于女子的18.0个百分点,男子获得奖牌44枚(占奖牌总睡的38.9%),低于女子22.2个百分点。日本队男子获得金牌12.5枚(占金牌总数的46.3%),低于女子的11个百分点,男子获得奖牌26.5枚(占奖牌总睡的43.2%),低于女子8.6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中美日三个国家无论是在获奖金牌比例和奖牌比例上,男子都低于女子,阴盛阳衰的现象没有得到减缓,女运动员的所占比重和取得金牌的数量,相比男运动员的优势也是越来越大。

  1.5 东京奥运会获奖项目的项群特征

  项群理论是由我国著名体育学研究者田麦久提出,田麦久先生将竞技体育分为体能主导类和技能主导类两大类,从中又分出若干个亚类和具体项目。体能主导类又分为快速力量性、速度性、耐力性;在技能类中有表现难美性、表现准确性、隔网对抗性、同场对抗性、格斗对抗性、轮换攻防对抗性六个项群。东京奥运会三国项群获奖情况见表4。

  1.5.1 中美日奖牌在大类中的比较分析

  将算有比赛项目分为技能类项目和体能类项目。在技能类项目中,中国队获得60枚奖牌(占总比68.2%)、22枚金牌(占总比57.9%);美国队获得49枚奖牌(占总比43.4%)、19枚金牌(占总比48.7%);日本获得49枚奖牌(占总比84.5%)、25枚金牌(占总比92.6%)。基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队和日本队奖牌主要分布在技能类项目,美国队奖牌则是以体能类居多。

  1.5.2 中美日奖牌在亚类中的比较分析

  从若干个亚类而言,在技能类项目中,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枚金牌、60枚奖牌,奖牌集中分布在表现难美性、隔网对抗性、表现准确性项目中,成绩最差的是同场对抗性项目只获得了1枚铜牌,在体能类项目中、中国运动员共获得16枚金牌、28枚奖牌,快速力量性的成绩突出;在技能类项目中、美国运动员共获得19枚金牌、49枚奖牌,奖牌主要分布在表现难美性、格斗对抗性,隔网对抗性所占比例较小,在体能类项目中,美国运动员共获得20枚金牌,64枚奖牌,奖牌主要分布在速度性、耐力性;在技能类项目中,日本运动员共获得25枚金牌、49枚奖牌,奖牌绝大部分分布在格斗对抗性,在体能类项目中,日本共获得2枚金牌、9枚奖牌,奖牌主要分布在速度性和耐力性。中美日差距较大的亚类集中在表现难美性、同场对抗性、格斗对抗性、速度性、隔网对抗性,中国的跳水、体操、举重、乒羽沿袭着霸主地位,美国的田径、游泳、篮排球依旧强大,日本的柔道、摔跤水准很高,占据金牌的一半之多;中美奖牌的亚类分布更为扩散,而日本偏科严重。

  1.5.3 中美日奖牌针对具体项目的比较分析

  中国的举重、跳水表现最突出,分别获得7金,在快速力量性和表现难美性上展现出优势项目的实力;在速度性项目上,短距离游泳取得3金,打破了以中长距离为主要传统发展项群的局面,逐渐迈向优势项目行列,如女排、跆拳道等优势项群发挥的不尽人意,表现准确性项目射击强势归来,体能类主导快速力量性的前沿项目投掷、跳跃表现不错,创造了历史。

  美国的体能类项目依旧强势,如田径、短距离游泳、田径等优势项群项目成绩突出,在奖牌数量上占有较大比例,但整体成绩与上届奥运会相比,获奖奖牌数量下降,成绩日渐消沉,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同场对抗性的球类项目延续着往届辉煌成绩,表现出传统优势项目项目特征;表现难美性的体操成绩江河日下,没有发挥出正常实力。

  日本柔道、摔跤、空手道异军突起,获奖比例高达44.8%,其中柔道获得9枚金牌,里约奥运会柔道获奖是以铜牌居多,从潜优发展项目突破为传统优势前沿发展项群项目;滑板、体操等项目发挥出很高的水准,在快速力量性、同场对抗性项目中分别为举重和女子篮球各获得一枚奖牌,项群特征中没有丝毫的优势。

  2 结论

  2.1 从东京奥运会奖牌数量总体特征分析,奖牌榜上美国依旧以绝对实力领跑,但中国金牌数量与美国金牌数量只有一枚只差,日本一举打破原有格局,挺进第一集团,从近5届奥运会奖牌数量来看,中美日金牌数量和奖牌数量上下起伏,中国水平起伏较大,美国整体实力比较平稳,日本提升迅速。

  2.2 中美日获奖大项上“百花齐放”,中国队在跳水、游泳、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金牌覆盖率大;美国在游泳、田径、球类彰显霸主地位;日本队在柔道、滑板、摔跤、棒垒球实力突出;中国夺金大项与美国持平,日本偏低,美国夺牌大项高于日本,中国居后。

  2.3 中国队集体项目获金主要分布在跳水、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只有赛艇女子四人划桨和游泳女子4×200m自由泳接力不是双人项目,美国队集体项目获金主要分布在篮球、游泳、田径、水球、排球,都是以超过2人参赛具有对抗性的集体项目,日本队集体项目获金主要分布在击剑、乒乓球、棒垒球,分布“微乎其微”。集体项目获奖牌数量比例中国比例略高,美国居中,日本偏低;获金牌数量比例中国比美国稍高一点,而日本比前两者都低。

  2.4 男女获金项目差异最大的是中国队,男子表现欠佳,男女获奖牌项目差异最大的是美国队,男女比例约为2∶3,在男女获奖牌总数量上来看,中美日都是男子低于女子,显示出世界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的现象依然严重。

  2.5 中国和日本是以技能类为主导,美国队是以体能类为主导明显。中国的金牌项群分布结构不平衡、以格斗对抗性项群只有击剑一项取得金牌,优势项群集中在快速力量性、耐力性、表现难美性、表现准确性,同场对抗性和格斗对抗性还有更高的提升空间,以体能类为主导的速度性短距离游泳潜优势项目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美国的速度性、同场对抗性、耐力性和格斗对抗性成绩突出,以技能类为主导类,只有排球一项获得金牌,表现难美性的体操水平发挥欠佳;日本的格斗对抗性、变现难美性和速度性是主要的传统优势项群,以技能类为主导的格斗对抗性项群的金牌贡献率达到33.3%,快速力量性、变现准确性、同场对抗性亟待提高。

  3 建议

  3.1 东京奥运期间中国代表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体育竞技水平与世界顶尖的体育竞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运动队需要贯彻落实“十四五”纲要,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科学训练、稳中求进。政府部门应积极调动各方资源为各运动队保驾护航,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奥运备战体系。

  3.2 实施对称性战略,平衡发展各项目,以优势项目为核心,潜力项目和短板项目力争突破及超越,使各项目齐头并驱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优势项目是保持金牌以及奖牌数量的基础,如跳水、羽毛球、乒乓球、举重全力备战,总结经验,在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优化项目布局、夯实重点夺金项目。其次,针对潜在优势项目要多借鉴国外优秀运动员以及教练团队成功经验,发掘运动员的最大潜力,将潜在优势项目转化为优势项目。最后,如同场对抗性项目三大球,体能类项目田径等短板项目,认清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科学训练,补足短板,大型比赛积极参加,以赛代练的形式促进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老队员的稳定性,增加年轻运动员的比赛经验。

  3.3 当今世界由于女性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男性运动员内卷化较为严重,使得各竞技体育大国出现“阴盛阳衰”现象。因此,应借鉴女子竞技水平快速崛起经验,补足男子运动员的训练体系中去。中国主要是以技能类为主导的项目,在项目布局上选择一些技能性强、灵活、快速、冷门的项目,如小级别摔跤、曲棍球等,研究制胜规律以及技战术风格,发展成为潜优势项目,增加“夺牌点”,平衡男女获奖比例。

   

  ——摘自:孙梓航,谢昊霖,东京奥运会中美日获奖项目特征比较分析——《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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